1939年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

　　2023年1月31日，冼星海女兒冼妮娜(左)與劉妮(右)交接冼星海珍貴文物。記者 趙婧 攝

　　□ 劉 妮

　　抗戰文物承載抗戰歷史，蘊含著無數中華兒女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的偉大抗戰精神。我曾親身參與過上萬件抗戰文物、革命文物的回家工作，其中以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的作品和他的專用音樂指揮棒為代表的一批抗戰文物，作為抗戰歷史的見證，對銘記歷史，弘揚抗戰精神，尤為具有紀念和教育意義。

　　在延安文藝紀念館，陳列著一支法國生產的銅制鋼筆伸縮三節式指揮棒，收合尺寸長8.6厘米，兩頭粗細不一，直徑各為1.3厘米、0.9厘米，拉開兩節尺寸長30.6厘米，第三節因年久生銹不能拉開。該指揮棒系冼星海1935年從法國巴黎音樂學院留學帶回國內，1938年跟隨冼星海到達延安，是他創作和指揮民族精神的凱歌《黃河大合唱》的歷史物證。

　　想用音樂救起不振的中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加緊入侵中國，中華大地遭遇前所未有的災難。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20世紀初，中國“睡獅”在西方列強的隆隆炮聲中逐漸蘇醒，中華民族民族意識普遍覺醒，一大批先鋒青年為救國救民而苦苦追尋，紛紛求索與覺醒。1929年盛夏，24歲的冼星海在上海國立音樂學院寫下“想用音樂救起不振的中國，使她整個活潑和充滿生氣”“要把音樂普遍了中國，要使中國音樂化”的夢想。于是不顧自己的貧窮，告別相依為命的母親，一路顛沛流離到達巴黎學習音樂。

　　那個時代、那個國度，音樂是貴族階層的專屬，一個寒門子弟學音樂談何容易!之后數年，冼星海常常在失業和饑餓中掙扎，飽受困苦生活的折磨。為了生存，他做過各種下役工作，還要忍受欺辱和謾罵。無論苦難如何虐待他，冼星海始終不肯放棄音樂夢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祖國的危難如同他自己的辛酸無助一般，當巴黎大街上悲壯的法國國歌響起時，冼星海兩眼充滿了淚水，“在悲痛里我想起來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功夫不負有心人，1934年，在被生活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冼星海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師從世界著名音樂大師保羅·杜卡斯教授，用最短的時間學習到歐洲最先進的音樂技巧和配器法。畢業回國后，便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

　　赴延安，選擇民族解放的道路

　　1935年，冼星海回到上海，與闊別7年的母親重逢。祖國的危難促使他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救亡歌曲的創作中，當同行們譏笑他創作不掙錢的抗戰歌曲時，他堅定地回擊：“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音樂工作者，我第一要寫出祖國的危難，把我的歌曲傳播給全中國和全人類，提醒他們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他為一些影片公司創作音樂，只為換取些許報酬，勉強維持與母親的基本生存。在上海兩年，他就創作了300多首抗戰歌曲，這些歌曲在民眾中廣為傳唱，從城市到鄉村，從工廠到學校，到處都是他給民眾教歌的忙碌身影。“槍口對外，齊步向前”，他僅用6分鐘譜出的《救國軍歌》，一經傳唱，就成為民眾和戰士們高唱的戰歌。

　　然而，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隨著大后方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漲，國統區的文化陣地一片荒涼，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的冼星海被限制了抗戰音樂的創作。苦悶中的冼星海聽到了來自延安的聲音：“中國現在是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向著墮落處下沉，而另一個就是向著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揚地。”1938年，冼星海選擇了延安道路，攜妻錢韻玲來到延安。

　　來到延安的冼星海，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里沒有國統區的頹廢、壓抑和遭受迫害;反之，隨著抗敵浪潮的高漲，延安古城的一切都欣欣向榮地復活起來了。延安建立了中國唯一的藝術學院“魯藝”，他所執教的魯藝音樂系匯聚了全國的進步音樂人才，已經有了很大成績。中國共產黨在延安促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延安成為匯聚全中國、全世界進步青年的古城和新文藝的古城。他發現延安才是成就他藝術救國夢想的天堂，《國際青年進行曲》《生產大合唱》等新作如潮水般從他的筆尖下譜出。

　　一曲《黃河大合唱》

　　號召千軍萬馬奔赴民族解放的戰場

　　1939年春天，在延安遇到經濟封鎖的艱難時刻，冼星海迎來了他的巔峰之作《黃河大合唱》。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三隊在前線演出時不幸右臂骨折，前來延安療傷。冼星海前往醫院探望曾經多次合作的好友，兩人重逢，都有一種沖動，于是在病榻上達成了再次合作超越以往的約定。對于這部曠世經典的創作情景，詩人光未然是這樣回憶的：“我在病床上5天中口授歌詞四百行;星海在勞動之余，擠出6天時間寫完這部大合唱的8首獨立成章而又血肉相連的樂曲。我的歌詞正是他希望得到的。他的音樂的壯麗超出了我的想望。這種高度的心靈契合，是文藝家一生中難得的幸事。”1939年4月13日晚，《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里，游擊健兒逞英豪!”的嘹亮歌聲迅速傳遍全中國，走向世界，直接走上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場，在飽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的中國人民心里點亮了一盞燈，成為激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戰歌。

　　稍后，冼星海在延安先后親自指揮了100人、500人的合唱團演唱《黃河大合唱》，用蠟版刻出的油印本迅速被帶到全國和全世界各地。在重慶大后方的郭沫若先生說：“自冼星海去了延安，大后方差不多沒有聲音了，而《黃河大合唱》卻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一般，從北方吼唱起來，這是人民的聲音，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聽了發生戰栗。”周恩來為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上海《立報》因為這部作品的橫空出世而預言：“這怒吼，激動了每個萎縮的肝膽，等到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能唱出這樣雄壯歌曲的時候，那就是我們打斷捆在我們身上的那條鐵鏈，動手把敵人送到他自己掘好的墳墓中去的時候。這怒吼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四面楚歌’!”1940年茅盾先生來到延安看了演出后寫道：“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吝嗇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在延安，每逢接待中外賓客，都以《黃河大合唱》為保留節目。無數流離失所的人們因為受到《黃河大合唱》教育，而參加到這場戰爭洪流中。

　　1940年前后《黃河大合唱》就在歐洲廣為傳播，莫斯科的英文報紙、《國際文學》和《旗幟》等刊物均做了報道。1940年底冼星海到達莫斯科，就因為《黃河大合唱》，莫斯科音樂界知名大家給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黃河大合唱》在美國康涅狄格州、舊金山、紐約等地廣為傳唱。2012年6月，我在北京采訪原魯藝學員于藍時，她告訴我，這部作品不僅在抗日戰爭中發揮巨大號召作用，而且在解放戰爭中也是必演的節目。

　　延安有無數個“冼星海”

　　創作永恒的“《黃河》”

　　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黨中央的安排，遠赴莫斯科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進行后期制作。在莫斯科，冼星海創作完成《民族解放交響樂》，在扉頁上，他寫上：“此作獻給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委員會和光榮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位民族救星，他的道路是正確的，只有這樣才可以拯救中國，拯救民族的危亡。”該作的第三交響樂為《戰斗》，是冼星海根據毛澤東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著作，融合現實抗日題材和許多政治經濟學材料寫成的。正當他想創作更多的持久抗戰的作品時，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影片制作陷入停頓，冼星海陷入戰爭的困頓，回國受阻。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這位藝術上的英雄的生命永遠定格在40歲，定格在延安無數次的指揮合唱中，定格在那支指揮“千軍萬馬”的指揮棒上。

　　如今，翻開近現代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史冊，無數抗戰經典和經典的創作者，大都來自延安這片抗日的熱土。在中華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使命，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思想創新，吸引廣大藝術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上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抗大校歌》《延安頌》《八路軍大合唱》等一大批抗戰音樂作品，《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白毛女》等，都是反抗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經典藝術佳作，直接轉化為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凝聚著偉大的抗戰精神，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冊上熠熠生輝。

　　(作者系省政協委員、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