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貝爾祺

　　文如其人，指人的風格與文章風格是一致的。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性格特點、處事方式，基本都可以在其文章中看到。自古以來文如其人的論調(diào)一直存在，《尚書·堯典》就有“詩言志”之說，漢代的《毛詩序》也有“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的論述。漢揚雄認為：“言為心聲，書為心畫。”由此可見，古人對文如其人的論調(diào)是相當認可的。且文字作為古代士人思想的表現(xiàn)載體，其本身就代表了士人的思想。

　　在古代士人文章中多有文如其人的表現(xiàn)，如在嵇康的文章中就明顯表達了自己對司馬氏家族的不滿，嵇康的好友山濤舉薦嵇康為司馬氏為官，嵇康便作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將山濤痛罵一頓。在《贈秀才入軍》中：“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中也建議兄長從軍建功。辛棄疾出生于宋金交戰(zhàn)時期的宋朝，當時宋朝積貧積弱，當其出生之時，金人便占領(lǐng)了辛棄疾的家鄉(xiāng)。作為一個熱血男兒，還有什么能比天天看著骨肉同胞，在異族占領(lǐng)者的統(tǒng)治下遭受煎熬更痛苦的。況且，辛棄疾從小生活在一個忠義奮發(fā)的家庭環(huán)境中，其祖父具有強烈的民族觀念，因南渡時未能脫身，無奈而仕于金，但對民族恥辱卻耿耿難忘。在其作品中也多有關(guān)于民族氣概家國情懷的論述，如《鷓鴣天》中“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革錄，漢箭朝飛金仆姑”句，正是通過對壯年有為、虎穴擒敵等英雄壯舉的回顧，感慨何不收拾舊山河的滿懷壯志，這也是辛棄疾人物性格和特征的具體寫照。事實上，辛棄疾也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身為一代文豪的蘇東坡，以其德業(yè)文章而永垂青史，其天性中就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情懷，因此雖在日后的生涯中官海沉淪，但卻不盲從、不茍且，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意志和抱負。所以，蘇東坡不管位卑位高，不管在朝在野，不管何時何地，都在力所能及地為天下百姓興利。有了這個人生背景，蘇東坡的文章基本也都在抒發(fā)自己的愛國和報國情懷。而蘇軾和辛棄疾又有所不同，辛棄疾的情感是直接強烈地表達出來的，而蘇軾的文章則往往會借喻于意境。“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西興浦口是錢塘江觀潮的地方，就在這潮漲潮落之中，多少歲月年華和人間往事被沖刷殆盡了，那真是“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表現(xiàn)的無限蒼涼和悲慨。因為蘇軾不僅是政海波濤中的一個觀潮者，更是一個弄潮者。因此，他借喻幾度斜暉來隱喻自己的坎坷仕途和滿心壯志難酬。

　　為何古人作文時善文如其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這是孔子對詩的評價。這也代表了傳統(tǒng)儒家思想對古代士人作文的規(guī)定。對《詩》以思無邪來做評價，證明了儒家思想文化中肯定文如其人的意義，并隱性要求了古代士人在作文章時保持真誠，弘揚傳統(tǒng)文化中崇德尚善、樂觀進取等思想，所以大部分文學作品，可以透過其內(nèi)容和風格看到作者其人。另外，作者的生平背景對其作品也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如從軍旅的詩人作詩耿直豪爽，從仕途的詩人借喻較多，盛世華年的詩人作詩多慷慨激昂，亂世蒼生的詩人作詩多悲哀無奈。

　　作家部分作品的風格，不代表作家作品的整體風格，文如其人抑或文不如其人，都是從作品來了解作者的途徑之一。從作品的縱向出發(fā)，可以簡單地認為文如其人的客觀性，但倘若從歷史等橫軸出發(fā)來觀看，那么文如其人便不那么準確。作者一時、一篇的作品并不能反映出其整個人生狀態(tài)。如辛棄疾在壯年時期，一呼百應(yīng)，旌旗蔽天，揮師北進，一舉擒拿敵軍首領(lǐng)時，得意瀟灑，意氣高昂。而后被罷官居家二十余年，棄之不用，“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足見其憂郁。而這一時期的辛棄疾與壯年時期的辛棄疾雖然都是文如其人，但文章的風味卻已大不相同。因此，倘若在研究中只看到了一個時期的辛棄疾，并對其加以理解，那么所理解的辛棄疾與真實的辛棄疾則會相差很大。

　　在大部分文人和作品中，我們都能透過其作品看到作者的性格和追求，這是中國文學一貫的要求和傳統(tǒng)。但是，隨著時代的變換、人性的復雜等多重因素，有時也會讓作家在作品中不會自然表現(xiàn)出其人格追求，作品的內(nèi)容和風格不能代表其人格，比如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沈約，作為南朝文壇領(lǐng)袖，他學問淵博、精通音律，與周颙等創(chuàng)四聲八病之說，在詩詞韻律等方面有很重要的貢獻。沈約很有才華，詩文等也非常出色。倘若只單從文學角度或者文如其人角度來看沈約，我們會發(fā)現(xiàn)沈約是一個耿直和忠義之人。但縱觀沈約的一生，我們會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沈約一生做的最被后人不齒的事，就是協(xié)助梁武帝蕭衍謀劃奪南齊而篡位。蕭衍成功后，任沈約為尚書仆射，受功封爵，食邑一千戶，又封沈約之母謝氏為建昌國太夫人。正可謂一人升天，雞犬得道。沈約為官宋、齊、梁三朝，自負才高，爭逐功名利祿，追權(quán)奪勢，多為士人所譏諷。在其擔任宰相之后，卻居高位而碌碌無為，唯唯諾諾以求保得榮華富貴。從其一生來看，沈約就是一個醉心于功名利祿之人，而并非什么正人君子。因此，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把沈約和華歆、賈充、劉穆之、謝晦、褚淵、崔季、舒胥等列為貪人亂臣一類。因此，沈約的人品與文學上的成就是不相匹配的，如果以文如其人來看待，難免偏頗走眼。

　　然以文如其人來看待作者，也并不是不可取。當我們在拜讀一個作者的文章時，要結(jié)合時代背景和作者的人生經(jīng)歷來確定是否文如其人，因為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一定會結(jié)合時代背景。作家的作品，總是在不斷反映著自己所處的時代。同時，作家的生平也是評價其作品能否代表人品的一個重要參照。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使得許多文人墨客在政治上往往沒有大的成就，仕途不順使得他們將情感寄托于山水，將畢生所學用來描繪山水風景。如大詩人陶淵明，我國田園詩派的代表之一，文學史上第一個寫了大量飲酒之事的詩人。出生于世族家庭的陶淵明，接受了中國古代最好的教育，學而優(yōu)則仕，陶淵明也不例外，其成年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zhèn)軍參軍等職，最末一次則是出任彭澤縣令。在任彭澤縣令時，陶淵明因不滿上級的形式主義而辭官而去，留下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美談。而后隱居于南山，寫下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名篇。通過陶淵明的生平經(jīng)歷，我們就不難理解陶淵明選擇隱居的原因了。陶淵明的作品，總體呈現(xiàn)出恬淡自然、高遠脫俗的文風。與其正直無私、不畏強權(quán)的個性對比，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陶淵明的確是文如其人的一個代表。再比如盛唐現(xiàn)實主義偉大詩人杜甫的作品，雖然也有“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這般輕松活潑、意境生動的小詩文，但其最能表現(xiàn)人物性格和心理的詩，則是描寫安史之亂前后社會現(xiàn)實的詩歌，如在《長恨歌》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杜甫那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由此，我們也最終確定了杜詩“沉郁頓挫”的總體風格和杜甫憂國憂民的詩圣形象。再如縱然曠達如蘇軾，也有《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這樣孤寂憂憤風格的詞，如果我們聯(lián)系到他剛從“烏臺詩案”中解脫出來的現(xiàn)實，就不難理解其心情了。若看蘇軾的全部作品，就不會因為這一首詞，確定其作品的總體風格，更不會以此否定蘇軾“正直坦率、曠達樂觀”的性格。所以，從全部作品看杜甫和蘇軾，仍然是文如其人的代表。

　　當然，我們今天分析和研究古人，肯定還是要從其文章著手。畢竟，文章是作者一手創(chuàng)作的，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同時，我們也要對作者的歷史背景和生平信息進行研究，這樣才能看出哪些文章是作者由心而發(fā)，哪些文章是作者被迫而作。因此，文如其人倘若結(jié)合了作者生平和歷史背景，那便具有一定的文學意義。

　　(作者單位：西藏民族大學)參考文獻：葉嘉瑩《古詩詞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