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夜塬遺址第一期石制品——早更新世晚期礫石層出土石制品(資料圖片)

三殿漢代古橋遺址(資料圖片)

靖邊清平堡遺址出土的彩繪泥塑(資料圖片)

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橋址平面正射影像圖(資料圖片)

秦漢櫟陽城遺址出土的瓦當(資料圖片)

西頭遺址居址中所見刻文陶器(資料圖片)

　　3月12日，在陜西省文物局的指導和省社科聯的支持下，由陜西省考古學會主辦的“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揭曉，洛南夜塬遺址、旬邑西頭遺址、秦漢櫟陽城遺址、西安三殿漢代古橋遺址、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靖邊清平堡遺址等六項考古入選。

　　洛南夜塬遺址百萬年前已有人類活動遺跡

　　夜塬遺址發現于2011年，位于洛南盆地西部。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商洛市博物館、洛南縣博物館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

　　本次發掘面積500平方米，總計出土石制品1.2萬余件，類型包括備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斷塊和碎屑。經河流階地地貌研究、黃土——古土壤地層序列對比、磁化率分析、光釋光測年可知，夜塬遺址下部含古人類文化遺存的第36層在不晚于距今110萬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便已形成，當時人類的石器加工技術屬于簡單石核石片技術體系，工具主要為簡單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距今約78萬年至25萬年前后的中更新世早期至中期，雖仍為簡單石核石片技術體系，但古人類的石器技術持續進步，工具中新出現了單面修理、形態較規整的手鎬。

　　夜塬遺址考古發掘確認了洛南盆地存在百萬年前人類活動的證據，實證了我國百萬年以上的人類史，將洛南盆地人類活動的歷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萬年，使得洛南盆地成為我國為數不多的存在百萬年前人類活動信息的重要地區之一。

　　旬邑西頭遺址為尋找西周“豳師”提供重要線索

　　經過連續5年的持續考古，考古人員在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原底社區西側約1公里的西頭村發現并確認，西頭遺址商周時期遺存分布面積約20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涇河流域發現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聚落。尤其引人關注的是，在該遺址不僅發現了西周時期大型城址，而且發現了10余座商周時期甲字形大墓，為“豳”地歷史及王畿地區統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徑，也為尋找文獻所記載的西周“豳師”提供了重要線索。

　　2018年—2022年，西北大學、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對旬邑西頭遺址進行持續考古發掘工作。先后發掘南頭、魚嘴坡、尖子、上廟、斜圳五個地點。經拉網式區域性系統調查，確認西頭遺址是迄今為止涇河流域發現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聚落。2022年通過勘探，在遺址西側區域發現夯土城墻、壕溝及道路遺跡，表明該處為一座大型城址。對南城墻進行解剖，可確認城墻年代為西周時期，結合勘探已基本確認城址北、東、南三面城墻分布范圍，初步判斷該城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

　　秦漢櫟陽城遺址發現目前最早的都城軸線

　　秦漢櫟陽城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新興、武屯街道。20世紀80年代，櫟陽城考古確定了一號古城。從2012年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進一步發現二號、三號古城，確定三號古城為戰國中期至西漢前期的櫟陽城，并逐年開展較大面積發掘。2021年到2022年，考古人員在這里完整揭露了三號古城的3號和11號兩座大型宮殿建筑基址，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該時期宮城核心區主要建筑，對深入開展戰國秦漢建筑研究有重要價值。考古人員初步判斷，三號建筑是櫟陽城作為都城時，君王和大臣商討國家大事的重要場所。可以說，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在這里制定的。

　　此外，根據勘探、發掘資料，結合三號建筑東側南北兩臺階可確定，那里存在一條貫穿整個三號古城核心宮殿建筑的南北向軸線。作為目前考古發現并確定的時代最早的都城軸線，它的發現和確定，對戰國秦漢都城乃至我國古代都城的布局研究均有重要價值。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遺址浐河流域考古發現唯一一座漢代古橋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位于半引路西側，東三環東側，紅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西北側，西距浐河約400米。2022年9月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為配合灞橋區三殿村片區城市更新項目對勘探發現的古橋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已清理橋體殘長74.64米，寬20.54米，發現橋樁874根。

　　橋樁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東南走向。橋樁有方形木樁、圓形粗木樁、圓形細木樁三種。根據木樁分布情況及碳十四測年數據分析，發現較明顯的規律：方形木樁和圓形粗木樁年代較早，布局較規整，應為西漢早期始建橋梁時所建。大部分圓形細木樁位于方形木樁、圓形粗木樁之間，分布規律性不強，且年代較晚，或為西漢至東漢時期修補橋梁時所立。

　　據介紹，自古橋發現起，現場文保和各類科技檢測工作一直有序進行，采用覆膜保護的手段對木樁進行現場保護;對木材含水率、土壤溫濕度、空氣溫濕度等進行人工監測，為后續預防性保護提供依據;通過碳十四測年、沖積層沙石熱釋光測年、樹木年輪分析、樹木種屬鑒定等手段綜合研究古橋遺址建造、使用、廢棄過程。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是迄今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漢代古橋。”考古專家稱，該橋正對西漢薄太后南陵及漢文帝霸陵，是帝陵營建這一漢代重大國家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橋位于南陵、霸陵與漢長安城之間，為研究漢代道路交通路線提供了重要參考。根據文獻“南陵橋壞，衣冠道絕”的記載，推測其可能為“南陵橋”，為進一步尋找文帝“顧成廟”提供了重要線索，對研究西漢衣冠道及早期陵廟制度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考古證實：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寬約130米

　　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小雁塔西北角工地開展考古發掘工作，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推算出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約130米。

　　隋唐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北與承天門大街相通，又稱“天街”，是貫穿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次發掘總計發現隋唐至明清各類遺跡20余處，包括4條道路、3條渠溝、7座橋址、2道墻基、1座門址、1處涵洞、1口井、2處骨灰瘞埋遺跡等。出土各類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筑構件等。

　　通過發掘，揭露出一段朱雀大街遺址，街道殘寬達101米，其余疊壓在工地西墻外的現代朱雀大街之下。“在朱雀大街上發現了東西橫穿的水渠。更為重要的是，在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內發現5座東西并列的橋址，皆為南北走向，中間最寬，兩邊稍窄，間距大致相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張全民介紹，據考古實測，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的中橋恰位于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位于皇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是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體現了大唐威儀，對于隋唐長安城形制布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朱雀大街的寬度，文獻記載“廣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據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資料，朱雀大街的寬度達150—155米。本次發掘的五橋并列遺址，中橋中軸線與朱雀大街東側水溝西岸相距63.5米，據此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約130米，與社科院考古所近年根據明德門附近考古推測的數據大致相當。

　　首次對長城遺址開展大規模科學考古發掘

　　靖邊清平堡遺址位于陜西靖邊縣楊橋畔鎮東門溝村，為明代延綏鎮長城三十六營堡之一，同時也是明蒙之間互市的場所之一。考古證實，該遺址具有軍事和商貿雙重功能，在使用過程中，營堡內及周邊發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清平堡是首次對中國長城遺址的大規模科學考古發掘，三年來，我們在清平堡遺址揭露出中心樓、南門及甕城、顯應宮、民居與商鋪、堡外的寺院等遺跡，出土大量建筑構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繪泥塑神像。”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于春雷介紹，中心樓原本為一座高臺樓閣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規劃中心位置，現僅存臺體部分，臺體下設四出券洞，連接堡內四條主干街道。中心樓本身及其在城址中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漢代的市場，反映出營堡的商業功能屬性，這是營堡自我定位的一個體現。另外，南門及甕城址的軍事防御屬性則是營堡修建時自我定位的另一個體現。在中心樓南側街道兩側清理出分布較為密集的小型建筑10余間，這批建筑分布密集，多為“一宇兩內”的結構，住房內有磚砌火炕，院落中有碾房或磨房的遺跡，為當時駐堡軍民居住的普通民居和商鋪。這樣格局的民居建筑，一直延續到現代，在當地還是占據主流地位。這些遺跡反映了在清平堡中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情況。

　　顯應宮位于中心樓西側偏北，平面為長方形。建筑結構保存完整，由磚砌的照壁、大門、院墻、戲臺、東西兩廡、正殿、寢宮等部分組成，整體呈軸對稱分布。顯應宮的前朝后寢、戲臺與照壁、東西兩廡的結構，都體現出濃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在東西兩廡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為兩大類，分別是明朝風格的形象和蒙古風格的形象，反映出當時在清平堡內，蒙漢兩族人民交流融合、平等共處的情況。(記者 趙爭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