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幾個朋友在一起吃飯，有人聊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很火，雷倒了好多網友，尤其是好多老陜看了，驚訝得竟不知說什么才好。

　　文章大意是說，陜西的三大名人陳忠實、賈平凹、張藝謀，非但沒有給陜西爭光，反而抹黑了陜西，影響了陜西的發展。當時聽了，覺得是奇談怪論，但也沒當回事。這年頭，什么反常識、反理性的議論沒有?如果把每種怪論都認真濾一遍，非得神經病不可。誰知回到家里，那位朋友真把文章的鏈接發給了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此文最早是發表在公號《營在西安》上的，說是文章，實際上不過是一篇訪談，被訪的人叫“張寶通”，文前介紹是“經濟學家，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突出貢獻專家，陜西省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會長，陜西十大杰出經濟人物之首，西部經濟建設功勛人物，第二屆西部十大風云人物……”，總之頭銜很多，如果把每個頭銜都像氣球一樣地串起來，大概有幾米長吧。

　　然而看他的訪談，東拉西扯、不知所云的地方很多。其中提到“陜西三大名人”的地方是這么說的：“我對陜西的三大名人不看好，評價不高(賈平凹、張藝謀、陳忠實)，從政府角度來看，他們對陜西的發展完全起到了錯誤的作用，抹黑作用，沒有起到促進作用。他們給人們展示的是陜西的封閉、落后，他們主要描述的都是童年的事情，童年的落后，給外界一個陜西就是封閉落后的印象，完全沒有起到促進作用。”

　　其中第一句，屬于個人意見，趣味無爭辯，他人無法置喙。就像我本人對“陜西的三大名人”，尤其是“賈、張”二位也不喜歡一樣。但話風一轉，就說“從政府角度來看，他們對陜西的發展完全起到了錯誤的作用，抹黑作用，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就令人莫名其妙了。

　　請問張會長，你說的“政府”是哪一級政府?是中央政府，還是陜西省政府?如果是中央政府，既然賈、陳、張如此不堪，為什么還要讓張藝謀執導世界奧運會的開幕式，讓陳忠實、賈平凹先后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是政府用人不察，還是賈、陳、張欺騙了組織?如果是陜西省政府，既然賈、陳“對陜西的發展完全起到了錯誤的作用，抹黑作用”，為什么還要讓這兩個抹黑陜西的人擔任省作家協會主席?是鼓勵他們繼續抹黑，還是引蛇出洞，故意讓他們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如果都不是，那我只能說，是因為張會長替政府出謀劃策時間長了，錯把自己當成政府了——就像焦大在賈府時間長了，就誤以為自己是賈府的人一樣。

　　從現代知識分工的角度看，每個人都只懂得自己研究領域中的一小部分知識。因而，一個專業知識分子，應當恪守知識的邊界。但張會長偏偏喜歡“跨界思考”，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大發議論，說“西安旅游資源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但西安前幾年旅游排序在全國排序居10名之外。我覺得吃虧是因為陜西文人太多”，這是什么話!西安旅游排名靠后，是由于政府不作為，導致旅游環境差，服務意識淡薄，跟文人多有什么關系?唐代文人那么多，為什么還會“萬國來朝”?難道是陜西文人寫文章鼓勵出租車都宰人，小偷專偷外地人的么?

　　根據文前的介紹，張會長的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區域經濟，城市經濟，企業經濟”，這已經夠忙的了，可偏偏還要指導文藝創作，就難免錯謬百出。

　　比如，張會長指責賈、陳、張三位寫的都是他們的童年，為什么不寫寫當代社會呢?而會長不知道，童年經驗是一個作家重要的創作資源，不是你說忽略就能忽略的。

　　因而，曹雪芹寫的是童年，魯迅寫的也是童年，但賈、陳寫的就未必盡是童年。《白鹿原》從清末民初一直寫到1949年，陳忠實老師卻生于1942年，因而《白鹿原》寫的不是陳忠實的童年，而是陳忠實爺爺的童年。賈平凹的小說時間跨度很大，《商州三錄》可以說寫的是他的童年，但《浮躁》《廢都》卻寫的是他的成年，童年的莊之蝶不可能擁有那么強的性功能。張藝謀的作品多數都揭露的是“萬惡的舊社會”，他卻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說張藝謀寫的也是他的童年，這是給“新社會”抹黑，人民不答應。

　　寫到這里，看了一下表，睡覺還有點早，就順便給會長普及點文學常識吧!一個作家的好壞跟他描寫的內容沒有關系，不是寫了封閉、落后的東西，這個作家和作品就是封閉、落后的。如果是這樣，誰還敢寫妓女、賭徒、流浪漢呢?反之，也不是說，寫了高大、先進的東西，這個作家和作品就一定是高大、先進的。否則，人人都去寫權貴、富豪、寶馬名車去了，誰還關注底層呢?

　　作為政府智囊一類的人物，張寶通先生想把西安融入國際化大都市的行列，心情迫切,可以理解。但他把陜西保守、落后的板子打在文人屁股上，卻是“柿子撿軟的捏”。干嘛不打打官員的屁股呢?文人靠自己的才華，寫了幾本小說，你說“(陜西)文化名人非但沒有對城市品牌國際化傳遞正面效應，倒是負能量滿滿。”但據媒體報道，前任魏書記到國外出差，還讓旅游公司的老板，安排飯莊的廚師，帶著鍋碗瓢盆，到國外做扯面，這對西安的“城市品牌國際化”傳遞的是什么效應?你干嘛不提一句呢?

　　實際上，一個地方的發達與落后，主要是政府官員作為與不作為的結果，與文人的幾本小說、幾部電影何干?

　　如果說陜西的保守、落后要歸咎于賈、陳、張的“抹黑”，那么南方的發達是不是要歸功于文人的“扮靚”?比如，上海要歸功于王安憶，南京要歸功于葉兆言，杭州要歸功于余華?如果一個作家寫了一個地方的封閉、落后，就是對一個地方的抹黑，那么，是不是可以說，莎士比亞抹黑了倫敦，巴爾扎克抹黑了巴黎，高爾基抹黑了圣彼得堡?他們對工業革命初期的罪惡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同理，杜甫抹黑了長安，因為他寫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曹雪芹抹黑了北京，因為他筆下的賈府，“只有門前兩只石獅子是干凈的”;魯迅抹黑了紹興，因為他寫了《故鄉》《祝福》《孔乙己》等封閉、落后的東西;莫言抹黑了山東，因為他的獲獎作品《蛙》反映的是慘無人道的計劃生育。

　　透過這荒誕不經的邏輯，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陳腐不堪的觀念：文人要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替當下的生活鼓與呼;否則，就是負能量，就是“抹黑陜西”，就是“完全起到了錯誤的作用”。張會長“希望西安能出現一些能寫當代的文人，能與時代貼近的文人，我們要現代化、貼近現實，活在當代。”

　　在這個思想市場上，各種思想產品、科技產品都有充分的試錯機會，而不是動輒得咎，只要那個官員或“準官員”不高興，就戴上“抹黑”的帽子，打入“錯誤”的另冊。

　　張寶通先生想把陜西打造成一個科技與教育大省，這個想法很好。可目前的現狀是，高校多沒有使陜西或西安占盡先機，孔雀東南飛，或西半球飛，使陜西成了一個人才培訓基地或中轉站，外流現象十分嚴重。

　　這是不是應當促使張會長以及有關部門反思一下用人機制，凈化一下用人環境，盡可能多地給文人與科技工作者提供優裕的創新平臺，而不是口含天憲，手舉神鞭，盯著看誰的言論是“負能量”，是“抹黑陜西”。庶幾，旅游大省或可成為文化大省、科技大省、現代都市聚集大省。(作者 狄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