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昌60多本日記記錄著個人的過往，也記載了國家的變遷。

　　李福昌在自己大半輩子里，堅持31年寫日記，記錄自己身份轉換和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大事小情、記錄下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變遷，不經意間也有60余本、200多萬字。他在多篇日記里發揮特長精心插圖，圖文并茂地描述了“國家溫度”帶來的百姓福祉。

日記“逼”出一個大學生

　　面館關門兩年來，家住西安北郊的李福昌依然保留著三個老習慣：吃過晚飯后，繞著小區健步走。附近的城中村不斷被拆遷改造，他的行程也就越來越遠;每晚臨睡前，他一邊用熱水泡腳，一邊背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腦子里把一天的大小事過一遍，再動筆寫日記，寫完了，身心才算徹底放松下來”;最后，他還要用一把鋸齒狀的木鏟使勁按摩足底，“不然就要在腳底刻一個洞，把骨刺用鑿子敲下來。”李福昌用手指比畫出3厘米的長度，訴說著骨質增生讓自己忍受過的苦痛。

　　廠里的老同事都說李福昌身上有一股韌勁。他說這都是逼出來的。而最讓他得意的，是他用日記把兒子“逼”進了大學。

　　2002年時兒子上初二，李福昌被老師喊到學校：我看你經濟實力還行，趁早把孩子領回去，買個出租車搞經營吧。李福昌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感覺臉上被扇了耳光。”“賺錢再多，要是把娃學習耽誤了，我還要錢干啥?”

　　當時他在街上開了一家岐山臊子面館，每天早上出門，兒子還沒醒來;晚上回家，兒子已經睡了。

　　“爸不會放棄你的。你有優點，爸相信你將來會有出息的。”李福昌下午買菜前，都會趴在桌子上寫日記，“其實就是給娃留話。”實在沒時間寫日記，也要給兒子剪貼一篇報紙上的文章。

　　他問兒子：“放在你枕邊的日記本看不看。”兒子說有時會看一下，有時就把日記本扔一邊去了。李福昌還是堅持發現兒子的優點，然后針對問題提出具體改正要求，最后用紅筆提出一點小希望。

　　2006年兒子被四川大學錄取。在慶功宴上兒子對眾人說，僅在高中階段，父親寫的6本日記一直鞭策自己按時回家，不進網吧，力爭按時完成作業。

　　李福昌一雙兒女都考上了重點大學，對此他自豪地記上了一筆，“雖然大學在不斷擴招，可是在鄉下老家和我所在的工廠，還是被稱贊為放了衛星。”

　　一雙兒女大學畢業后，都進了國有單位，李福昌認為“這樣才穩當”，他很驕傲兒子繼承了他會做生意的基因，“給國家做生意，而且做的還是大生意。”

不放棄任何一個進步機會

　　白襯衣、紅夾襖，稀疏的頭發向后梳著，紋絲不亂，還噴了啫喱水，61歲的李福昌看起來精神矍鑠，一副干凈利落的模樣，這是他從兒時就養成的好習慣。

　　在兒時，鄰居大哥會畫畫，李福昌“感覺挺好看，也就愛上了”，連外出割豬草都隨身帶著一個小本子，對著山水牛羊臨摹起來，同時還練就一手好字，小學還沒畢業，村里刷標語，就被他一個人承包了。

　　李福昌沒有想到，這些兒時愛好，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只曉得，鄰村一位大嬸“覺得這娃將來會有出息”，堅持把自己當婦女主任的侄女介紹給他當媳婦。

　　日后開面館做生意，李福昌被譽為“賣岐山面里最有文藝范兒的老板，西安美術圈里岐山面做得最好的畫家”。

　　1978年改革開放，也是全面恢復高考的第二年，李福昌的名字出現在上線大紅喜報上，但卻沒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由于成績優異，他被工廠招了臨時工，為了轉正他每天加班，卻不好意思談及加班費，“因為在那個時代，談錢比偷人還丟人。”但他一直堅信，“只要好好干，領導會看見。”

　　最終他還是頂替父親的崗位，成為最后一撥子女頂替就業政策的受益者。

　　李福昌的普通話里夾雜著濃重的寶雞方言，家里保存著當年客人沒喝完寄存的散酒，熟人說他“到老都是一身鄉下人的實在、硬氣脾氣”。

　　“孩子在城里上學，每年都要交借讀費;老家的責任田無人耕種，卻要繳納農業稅。”1995年伊始，李福昌在日記里列出自己的人生三件大事：“把妻子和孩子的戶口辦到城里、在城里買房、讓兩個孩子上名牌大學。”“辦戶口費了三年時間，跑了十多趟才簽了字。誰能想到現在戶口進城就是分分鐘的事情。”

　　和記者交談時，妻子一直使眼色不讓李福昌“露富”，他還是說出了自己不但買了房，而且有三套，然后一臉嚴肅地強調，“這可是我一勺一勺地舀出來的辛苦錢。”

　　前半生的大起大落，讓李福昌的命運走向如同坐上了“過山車”，他認為“應該用筆記下來，做個紀念”。寫日記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逼出來的個體戶

　　1983年12月1日，李福昌在街上畫速寫，被附近小學的校長“相中了”，第二天就被通知報到，成了小學美術老師。

　　1985年2月，學校的食堂因為沒人吃飯“塌火咧”，校領導在教職工會上問“誰愿意承包”，臺下無人應答。此時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7個年頭，但做生意在文化人的潛意識里，“還是被認為是沒辦法的無能表現”。

　　李福昌舉起了手說，總不能讓老師學生沒飯吃吧。領導順水推舟稱，每月要交70元的承包管理費。“話說出去收不回了，我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生意紅火是他沒有想到的，“一分二分的紙幣，每天能收一面盆，當日營業額都在30元左右。”他卻開始發愁“要這么多錢干啥”，然后到北大街商場花了一個月的工資37元買了一件風衣，在東大街大上海理發店整了一個最新潮的發型，以前一兩毛錢搞定的理發，那天讓他奢侈地破費了5元，回家時還花了20元買了兩只燒雞，對母親說“放開了吃”，然后告訴妻子，“以后可以買雞蛋給娃加強營養了。”

　　不久他就嘗到了做生意帶來的苦頭。他把零售3分錢一根的麻花，批量賣給學校做福利，結果被批為“唯利是圖”。李福昌晚上在日記里檢討了兩頁。

　　1992年，合資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在西安成長起來，李福昌也把事業干到了頂峰，成為公司的辦公室主任。雖然端著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但是讓他一家不至于為溫飽發愁，還是憑借妻子在公司門口開辦的那一間岐山面館。“一盆麻食就賣了10元錢。來錢也太快了，真的感受到了做生意的甜頭”。

　　1995年，李福昌在廠子“實在混不動了”，他借了1500元，湊齊了3600元的轉讓費，盤下了別人經營不下去的一家飯館，當天他在日記里給自己鼓勁，“當上個體戶，也算把全家6口人的身家性命押出去了。”

　　在經營面館那段時間，李福昌像個不停旋轉的陀螺，每天騎著加重28自行車買兩次菜。“干個體大小事情都要操心，晚上緊張得睡不著，必須喝兩小杯酒才能放松。”他“腦子里煩亂得狠”。

沒想到社會變化這么大

　　李福昌保留下來的日記是從1987年7月11日開始的。“只有時時體諒他人，寬容他人，才是每一位公民應該有的態度。”他說自己也有看不慣想不通的事情，寫出來，與自己和解了，也就不會憋得慌。

　　他批評自己雇用的廚師“不是刀工太差，而是干事不上心”，“過了兩天就看到他把面條往泔水桶里倒。我當時生氣得就想沖上去把他揍一頓。”最后他在日記里勸自己，“找機會還是和他談一談”。此后那個廚師跟著他干了四年，在西安也開起飯館，當了老板。

　　“城管把擺在街上的桌椅板凳收走了，還到我店里拿東西。”李福昌在日記里痛陳粗暴執法，也對城管的工作表示出理解，“畢竟城市是大家的，都應該守這個秩序。”

　　李福昌還記得第一次和公安打交道是1995年4月5日，當天有客人醉酒鬧事，還把飯館砸了，“還放話不會放過我。咱外地人在這做生意，咋能不怕人家背后下黑手。更不敢讓人家賠損失。”派出所所長一拍桌子說，“敢來報復你們?諒他們沒這個膽!”

　　轄區工商所到李福昌面館店里吃飯，結賬付了全價146元。錢收了，他的心卻懸了起來，“人家以后給我找茬怎么辦?辦事會不會給我使絆子?我這個店手續齊全，又沒違規，我怕什么?”之后，李福昌“硬著頭皮到工商所辦手續，沒想到挺順利的。看來合法經營是最低的運營成本呀”。

　　“自立門戶搞創業的人越來越多，不停漲工資也留不住服務員。”李福昌日記里還談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用工荒，“都想當老板，可老板也在下苦呀。”

　　“新房裝修的材料，屋內用品及家電多是名牌，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就在我身上發生了。”“今天裝了電視機頂盒，能收到許多臺，回憶當年17英寸黑白電視，到今天29英寸彩電，生活質量發生了很大變化。”

　　李福昌的父親和皮貨打了一輩子交道，直到改革開放后，才穿上了皮鞋。“他辛苦忙碌一輩子，沒想到勤勞致富的夢想，卻在兒子這一輩實現了。”

　　李福昌保存下來的31年日記有60多本，占滿兩格書架，攤開在雙人床上，還是擱不下。“現在回看這些日記，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咱們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太快了，變化真大。”

　　2016年4月1日，為了專注照顧患病的母親，李福昌把經營得很紅火的面館，一狠心關了。母親去世后，他心里一直感覺“空落落的”，“忙了一輩子，實在不能適應沒事干”。每次上街健步走，李福昌禁不住打量街邊餐館和貼著“出租轉讓”的門面房，“還想著再把面館開起來。賺錢不重要，主要是不能把這岐山面的手藝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