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平原即將迎來秋收的季節，一抹陽光照進梁增基家的客廳。窗臺上，6個擺放整齊的培養皿中，新出的嫩苗勃勃向上。

  “這是一個新培育的小麥品種，我先拿回家試驗，看看發芽狀況。”這位92歲的陜西省長武縣旱作小麥育種試驗中心的老專家，頭腦依然清晰。他的案頭是一沓沓手寫的數據記錄，地上堆滿裝有麥粒的紙包。

  自1961年大學畢業分配到長武，廣東人梁增基在黃土地一干就是64年。他培育的小麥良種讓當地畝產從60多公斤提高到500余公斤，累計推廣超過億畝。“渭北旱塬上的袁隆平”是當地人對他的親切稱謂。

  同在這個收獲的季節，“人民醫護工作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路生梅，結束了在多地的巡回報告回到陜北佳縣。和過去很多年一樣，已有家屬帶著患兒慕名找到她家中就診。路生梅很珍惜還有能力給群眾看病的時光，只是已經81歲的她，常要系著護腰帶以緩解身體不適。

  57年來，這位從北京來到黃河岸邊的醫生，用醫者仁心守護著小縣城幾代人的健康，踐行著“生命不息，服務不止”的人生諾言。

  目光轉向陜南。一場秋雨襲來，秦嶺深處商南縣的知青茶園薄霧裊裊。將一生奉獻給當地茶產業發展、實現“南茶北移”的“茶奶奶”張淑珍長眠于此，墓碑向著家鄉河南的方向。輕風拂過，簇擁著墓碑的茶樹如綠浪起伏，盡顯蒼翠。

  這三位老人，都是陜西省重大先進典型最高榮譽“三秦楷模”獲得者。他們彼此素昧平生，卻有著諸多共同點：都是20世紀6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都是共產黨員，也都是異鄉人。不同的境遇下，他們走出了相似的人生軌跡——只身來到祖國的大西北，扎根于三秦大地的最基層，擇一事終一生，把畢生心血獻給“三農”工作和醫療事業，踐行了共產黨員的信仰與承諾。

  2025年5月，92歲的梁增基拄著拐杖在試驗田里工作。（受訪者供圖）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出縣城向西5公里，丁家鎮十里鋪村一片被圍攏的麥田閃現，便至長武縣旱作小麥育種試驗中心。一間辦公室的桌上，草帽磨毛了邊，銹跡斑斑的自行車就靠在墻邊，車把上的皮包裝滿資料，卻也掉了顏色。過去幾十年，梁增基就是這一身行頭，穿梭在長武的田壟間。

  如今，這座2000平方米的科研樓里，布設有人工氣候箱、生化培養箱、凈化臺等實驗設備。“條件在縣級單位里屬于頂尖了。和梁老師當年相比，真是天上地下！”長武縣旱作小麥育種試驗中心主任慕芳感慨地說。

  這里是梁增基為之付出一生的地方。

  時間的指針撥回1961年秋季的一個雨天。從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畢業的梁增基正深一腳、淺一腳走進泥濘的西北小縣城。他是長武縣農技站新分配來的大學生。

  僅百余米的主街道、兩排低矮的土坯房，縣城一眼就能看到頭。農技站的條件更為簡陋，沒有設備、四面漏風。“會議室的地面是土的，每次開會大家都卷著鋪蓋過來，在地上鋪麥草，開完會就地睡覺。”梁增基回憶。

  苦嗎？有人用腳作答。同時期分配來的大學生有20多個，后來都陸續調離，甚至有人剛到長武就打起退堂鼓。可為何梁增基能堅持下來？

  童年的經歷里有答案。1933年，梁增基出生于廣東高州的一個小鄉村。小時候，他常常吃不飽肚子。“凌晨4點，我吃一點干飯就要出發去砍柴，到半山腰天才亮。一直砍柴到午后，摘點野果充饑。晚上回到家才能再吃點紅薯和稀飯。”

  深知農民的疾苦，他決定留下來：“因為有了共產黨，有了新中國，我才有機會上學改變命運。小麥區域試驗和良種繁育是農技站的任務，很適合我，我要用這種方式報效祖國！”

  那時梁增基還不知道，就在同一時期，400余公里之外，他的校友、24歲的河南姑娘張淑珍來到了秦嶺深處。坐著拖拉機，她和愛人在山路上顛簸了一天半才從省城到達商南，一路塵土飛揚，內心豪情萬丈：“打起背包走天下，哪兒需要哪兒安家。”

  但現實很快給了她當頭一棒。彼時的商南林草荒蕪、極端貧困。山路難行，作為縣林業站技術員的張淑珍下鄉開展林業普查，不到3個月就穿爛了20多雙草鞋。

  “有時借住老鄉家，他們會拿逢年過節才舍得吃的白面做一碗酸菜面給我。”這份樸素的溫暖，成了她扎根深山的動力。

  張淑珍暗下決心：“一定要讓山綠起來、人富起來！”她想起在下鄉途中發現的幾株頑強生長的野生茶樹，心中豁然開朗。

  路生梅在陜西省榆林市佳縣的黃河邊（2024年9月10日攝）。新華社記者藺娟攝

  與梁增基與張淑珍求學在陜西、對當地還算熟悉不同，遙遠的大西北，對北京姑娘路生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1968年12月，這位北京第二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的兒科畢業生，踏上了西行的列車。

  “汽笛長鳴的那一瞬間，看著站臺上的親人、老師、同學，我哭了，這一別不知何日是歸年。心中有萬般不舍，但是我還是服從祖國分配，離開北京到佳縣去。”路生梅說。

  一路輾轉到達，黃河西畔“石頭城”的貧窮令她震驚。當地人守著黃河吃水難，最困難的時候，每人每天只分一瓢黃河水。“住的是窯洞，沒有床只有炕。我又不會生炕火，天天睡冷炕。吃的每頓飯都放羊油，羊膻氣味讓我一吃就吐，也不敢聲張，生怕別人說自己嬌氣。”

  不到一個月，路生梅瘦了十幾斤，但更大的挑戰來自工作。“我只是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醫學生，但群眾聽說我是北京來的大夫，就覺得什么病都能看。”

  為了不讓患者失望，她爭分奪秒學習。白天坐診、向老醫生求教，夜晚在煤油燈下看書，寫下幾十本筆記，還學會了針灸。就這樣，她成為醫院的多面手，“那是一段艱苦的歲月，也是一段充實的歷程”。

  一個大雪紛飛的早晨，路生梅到離縣城十幾里的崔家畔出診。她穿著從北京帶來的塑料底棉鞋，在雪地里走幾步就摔一跤，“一路摔了四十多跤”。臨近村子的下坡路，她索性半躺著滑了下去，到了病人家里幾乎成了一個泥人。

  “孩子的媽媽熬了一宿，給我做了一雙千層底的布鞋。她對我說，穿上它，少摔幾跤。”路生梅說，“這七個字我記了一輩子，這鞋上的一針一線，都是佳縣人對我的愛。”

  群眾的質樸情感，溫暖了游子的心房。在渭北旱塬、在秦巴山區、在黃土高原，三位青年的人生畫卷就此展開。

  張淑珍生前在茶園內觀察茶苗。受訪者供圖

  擇一事終一生

  白露剛過，商南縣茶葉聯營公司的茶山上，三五茶農正在采摘夏秋茶。“過去一直是春茶唱主角。這幾年，商南用增鮮降澀技術延長了茶葉的攤晾時間，夏秋茶也發展起來了。”公司總經理劉保柱說。

  茶葉種植面積達29萬畝，產業體系涵蓋綠茶、紅茶、白茶等五大類，年產值超過20億元……在商南，“一片葉”穩穩托起了7萬人的飯碗。“沒有‘茶奶奶’張淑珍，就沒有商南茶的今天。”當地茶農聶改云說。

  當“茶奶奶”還是位初來乍到的大姑娘時，商南縣尚無人工種茶的先例。這里地處北緯33°，遠超傳統茶樹適生區的北界。

  “商南本無茶，可不試試怎么知道？”1962年，工作的第二年，張淑珍買回10公斤茶籽進行點種。她住窩棚、扛鋤頭、挑水桶，但在次年移栽后，茶苗無一成活。

  失望有多大，不服輸的韌勁就有多強烈。她索性把茶籽一顆顆播在苗圃里，以苗圃為家，白天用樹枝驅趕鳥雀，夜晚再仔細給茶籽蓋上稻草。

  1970年，張淑珍首次采到1.9公斤茶葉。入鍋殺青、出鍋揉捻、晾曬烘干……捧著來之不易的收獲，她激動落淚：“商南出茶葉了！”

  只有親歷者才知道，從零到一，要跨過多少不易。劉保柱還記得，自己1984年畢業后分配到商南，面對簡陋的茶場，滿心想要逃離。

  “千事萬事，茶農的事最大！”張淑珍的昂揚斗志鼓舞著劉保柱。為了給茶農指導，張淑珍總是天不亮就上山，中午坐在山坡上就著冷水啃干饃。茶葉銷路不明朗，她帶著劉保柱聯合全縣30余家鄉村茶場成立聯營公司，一步步打通生產、加工、銷售各環節。

  最辛苦的日子，張淑珍挺了過來。初生的商南茶缺少先進的制茶技術，青草味重、口感欠佳。每到一個茶場，她都手測鍋溫示范操作，一季下來，雙手就結下厚厚的繭痂。1986年，她研制出韻味悠長的商南名茶“商南泉茗”，在中國西部名優茶促進會上獲得大獎。

  事非經過不知難。和張淑珍一樣，梁增基也體會到了創業的艱辛。

  到長武的頭兩年，他跑遍全縣調研，越跑心情越沉重：當地種植的老品種穗子小、易倒伏、多病害，平均畝產僅有61公斤。“什么時候才能吃飽飯啊！”群眾的發問刺痛了他，“不培育出適合的小麥品種，國家發工資養我這個人干什么！”

  自此，他的生活軌跡完全與土地綁定：4月做花期觀察，6月田間選株，夏季選粒編號，播種、查苗、記錄等工作持續全年，僅裝種子的信封就有幾千個。冬天路面上凍，他扛著車子趕路；到村里忙得晚了，他便和飼養員擠在一張炕上，“不論多難，我都要堅持到底”。

  苦心人，天不負。自20世紀70年代起，梁增基培育的“長武702”“長武131”等小麥新品種相繼問世。他還將水地品種的抗性引入旱地品種，2008年至2012年，新品種“長旱58”經過連續驗收，畝產達503.75公斤，創陜西旱地之最。時至今日，它仍是渭北旱塬的主栽品種。

  培育一個小麥新品種，從雜交試驗到審定生產，最少需要12年。60多年間，梁增基共育成7個品種，當地旱作小麥“凍、銹、旱、倒、黃矮病”五大難題被一一攻克。經他培育的品種在陜甘豫魯等地推廣種植合計1.2億畝，累計綜合效益超過40億元。

  這期間，不是沒有調走的機會。改革開放之初，陜西省農科院的領導拿著公函來要人，可梁增基婉言謝絕。

  “大單位里人才多，不缺我一個。但在這里，群眾對好種子真是太渴望了！”他態度堅決。

  因為被需要，所以留下。擇一事終一生，有時就是一瞬間的決定。

  佳縣曾流行新生兒破傷風，病死率近100%。一次出診時路生梅看到，產婦就坐在一個沾滿血跡的土袋子上，家人用力拽著她的頭發，還準備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臍帶。她立刻沖過去搶下剪刀，拿出消毒器械給孩子斷臍、包扎。

  “那一幕深深觸動了我。”路生梅下決心要推廣新法接生，改變落后的醫療面貌。此后不久，她把“為佳縣人民服務五十年”寫進了思想匯報。

  因為這句承諾，20世紀80年代，路生梅在佳縣人民醫院創辦兒科，擔任首任主任。她積極籌措經費，先后培養了50多名專業兒科醫護人員。引入疑難病例討論制度、推廣兒童計劃免疫……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佳縣的新生兒死亡率從20世紀60年代的60‰降至如今的0.6‰，小兒靜脈穿刺技術水平在全榆林市名列前茅。

  因為這句承諾，50多年來，路生梅多次放棄調離佳縣甚至調回北京的機會。“會心動，但是我不能，因為承諾在先。”路生梅說，她舍不得佳縣百姓與同事給予的溫暖。

  一片丹心向陽開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她沒有投奔兒女去城市養老，而是留在佳縣為群眾義診。每周三次，她會在佳縣的兩家醫院輪流坐診。更多時候，患者會直奔家中找她看病。

  佳縣人民醫院附近的一條小巷里，最末頭的兩孔窯洞，是路生梅的家。“我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手機幾乎不關機，更像是‘健康熱線’。”路生梅說，電話來了都要接，一時沒接上有空就馬上回撥，“萬一是急病呢？不能耽誤”。

  “我很幸運身邊有路大夫。”佳縣佳州街道香爐寺社區居民高艷芳說，14年前，初為人母的她抱著發燒的孩子來到路生梅家求醫。“路大夫仔細檢查后開了三天的藥，我花了幾塊錢就買到了。”三天后孩子燒退了，高艷芳徹底認定了路大夫，“在佳縣，一家幾代人都受過她救治的數不勝數”。

  2019年，50年的承諾到了，但路生梅已無意離開。“‘生命不息、服務不止’是我的人生信條，在哪里都是奉獻。”

  夢里不知身是客。對扎根西部、奉獻基層的外鄉人而言，黃土地早已是他們生命的牽絆。

  “爸爸以前老跟我們說，‘退休了就回老家’。可真退休了，又放不下他的種子，說‘忙完這個就回老家’。”梁增基的大女兒梁瑞芳最和父親貼心。2023年底，梁增基摔了一跤，身體大不如前，“念叨了半輩子，最后也回不去了”。

  梁增基在試驗田里工作（2015年5月12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那個讓梁增基魂牽夢縈的家鄉，他工作后只回去過4次。1984年夏天，梁增基赴川滇考察小麥育種工作，錯過了那封“母病危請速歸”的電報。待他背著資料回到長武，一切為時已晚。這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但歲月流轉，他鄉已是故鄉。臨近退休時，梁增基開始著手帶新人。站里曾引進一名外地大學生，為讓年輕人安心工作、方便出行，梁增基用自己的積蓄為其購置了一輛摩托車。

  更多的是身體力行。幾年前，為了研究單倍體育種技術，梁增基帶著學生慕芳湊經費、買儀器、搭建操作間。“夏天我們在沒有空調的實驗室里戴雙層手套操作，一做就是幾個小時，衣衫濕透。”慕芳說。

  4年求索，技術日趨成熟，通過該技術培育的品種較常規育種周期縮短了一半，這在陜西省旱地育種領域尚屬首次。如今已接過接力棒的慕芳說，她曾好奇為何梁老師身上總有使不完的勁兒，后來明白了，原來奮斗會讓人年輕。

  是啊，奮斗者永遠年輕！“只要一聊起茶，似乎永遠不知道疲倦。”這也是同事對張淑珍的評價。一生專注一事的“茶奶奶”，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依然奮斗在茶山一線。

  80歲那年，張淑珍牽頭成立了商南茶葉研究所。“到了2023年，張奶奶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但她依然全程參與低效茶園土壤改良實驗。”商南縣茶產業發展中心主任陳耀說。

  去世前，張淑珍對身后事做了安排，請子女將她的骨灰撒在知青茶園里，“想我的時候，就到茶山上來看看”。

  秦嶺深處，茶香永駐。2024年1月，張淑珍去世，400多名群眾自發前來送別。離世后的一年間，她的墓前，常有鄉親們奉上的鮮花。

  “我的榮譽都是黨和政府給的，我要把價值都貢獻給社會和人民。”商南縣茶葉博物館里，張淑珍生前的一句話被鐫刻在醒目處，每每令參觀者動容。

  這是最樸素的心聲，也是最堅定的信仰。

  一人、一事、一生。2014年以來，梁增基、路生梅、張淑珍先后獲評陜西省“三秦楷模”榮譽稱號，很多人被他們鼓舞著、感動著。“全國道德模范”“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多年來，三位老人均已榮譽等身，也都赤誠不變、初心不改。

  如今，梁增基已很少能去田間做試驗，但仍在堅持案頭工作。去年起，他開始寫回憶錄，希望以自身經歷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基層。

  “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在育種事業上要不怕困難，不怕失敗……有失敗就會有成功……”

  這是他寫給后輩的寄語，也是對自己一生的回望。

  不久前，路生梅與“七一勛章”獲得者張桂梅再次通信。結尾處，她這樣寫道：“讓我們真正做到‘一片丹心向陽開’！”

  一諾千金，這是共產黨員的情懷與力量。（記者沈虹冰 陳晨 藺娟 張思潔 張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