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一份長達數千字的訓令。

　　訓令指出，“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斗與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

　　這份被認為是中央紅軍長征最早的軍事和政治命令，清晰地傳達出一個訊號，在當時的形勢下，紅軍主力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央蘇區，實施突圍轉移。

　　中國共產黨面臨了什么樣的問題?中央紅軍為什么一定要轉移?

　　1933年下半年，中央蘇區的上空硝煙彌漫、氣氛緊張。

　　經歷了四次“圍剿”失敗的蔣介石，開始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自任總司令，首先調集50萬兵力，分三路圍攻中央蘇區。

　　毛澤東此時已經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軍事指揮大權交給完全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拒絕采納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放棄過去行之有效的運動戰，而是同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打陣地戰拼消耗。

　　中央蘇區在國民黨軍的“圍剿”中，日益縮小。

　　毛澤東后來回憶道，當時“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

　　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并準備實施戰略轉移，中央先后派遣紅七軍團北上，紅六軍團西進。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報告紅軍主力準備實施戰略轉移。9月30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

　　1934年10月7日，在中央紅軍實施戰略大轉移的前夜，蔣介石“圍剿”中央蘇區的“鐵桶計劃”情報人員送到周恩來手中。

　　轉移，迫在眉睫。

　　面對萬分兇險的形勢，中革軍委于1934年10月9日發布了一份“行動日程表”。在這份手工繪制填寫的表格中，周密地安排了10月10日至20日，隊伍集結轉移、休整補充的計劃。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施戰略轉移。10月16日，各部隊在于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毛澤東，在出發前夕與賀子珍商量把兒子毛毛留在蘇區。才滿兩歲的毛毛，正牙牙學語，討人喜歡，可行軍路上無法帶上孩子，不得不忍痛分離。誰曾想，毛澤東、賀子珍從此再也沒有見到毛毛。

　　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因為妻子唐義貞懷孕在身，行動不便，無法一起轉移。陸定一沒有想到，這次分離，竟是永訣。他在得知唐義貞犧牲的消息后，寫道：“失眠半個多月，從此，無論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淚來了。”

　　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教育委員徐特立，特地趕到30里外的地方，和留守中央蘇區的老友瞿秋白道別。患有嚴重肺病的瞿秋白，要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他特意將自己的馬匹和強壯的馬夫都換給徐特立。兩人分別八個月后，瞿秋白英勇就義。

　　1934年10月17日晚開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6萬余人，伴隨著于都河濺起的水花，開始踏上戰略轉移的征程。

　　“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風細雨秋風寒……”

　　夜色中，中央蘇區百姓滿懷不舍和期盼，十里相送。

　　不知道中央紅軍這一走，要走多遠、走多久。

　　大多數紅軍戰士離開家鄉后，再也沒有回來。

　　這是一次悲壯的行軍，一路槍林彈雨，幾近山窮水盡，但紅軍戰士胸中不滅的理想信念，如黑夜里熊熊燃燒的火把，指引著漫漫征途。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它宣告了國民黨圍追堵截的破產，實現了紅軍的戰略大轉移。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