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是“國之大者”，生育政策調整完善關系千家萬戶。生還是不生?生幾個?并非一個能簡單回答的問題。影響家庭做出選擇的，既有家庭成員的實際考量，也受經濟社會環境種種因素的影響。

　　為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多個省份已完成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并制定實施方案。其中延長產假、增加育兒假等內容獲得社會廣泛關注?？紤]到低生育率成因及政策實施的復雜性、系統性，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需要分步實施、逐步推進，通過統籌推行“一攬子”政策形成合力。

低生育將成為現實問題

　　近期，國務院決定，設立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消息一出，僅一天，就有超過100萬納稅人完成了該專項附加扣除的填報。“這是一種積極探索，有利于減輕家庭撫養子女負擔，體現了國家對人民群眾生育養育的鼓勵和照顧。”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說。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推動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什么是“生育友好型社會”?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看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提供借鑒。““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照料嬰幼兒的需求，同時也讓家長可以履行工作職責，其實就是讓父母在育兒和就業間達到一種平衡。”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重在構建生育友好環境。”陸杰華認為，它不僅包含對生育行為的友善，還包括對兩性婚育、兒童成長和家庭建設全方位的友好支持。

　　“在生育政策轉變之前，我國就已經在生育、教育、稅收、保險等層面開展了制度建設，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奠定初步基礎。”楊舸以生育為例介紹，中國的婦幼健康和計劃生育服務保障工程實施多年，在孕前優生教育、孕期保健、出生缺陷篩查、嬰幼兒計劃免疫等方面取得不錯成績，大大降低了新生兒缺陷率和嬰幼兒死亡率。

　　然而，還有一個事實也不容忽視，即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的影響，低生育已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于較低生育水平。

　　生育率較低，一方面由于生育人群基數減少、婚育年齡推遲，另一方面在于人們生育意愿降低。

　　“相繼放開二孩、三孩政策，陸續出臺配套措施，我們看到了國家鼓勵生育的決心和努力。”在北京生活多年、已有一子的王女士說。但當她與丈夫商量是否要二胎時，培養孩子花費的精力和成本讓小兩口打了退堂鼓。“父母歲數大了，我們還要還房貸，確實有些力不從心。”王女士坦言。中國經濟時報去年開展的《養娃教育成本網絡問卷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認為生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太高，超五成受訪者覺得缺乏養育、照顧孩子的時間。

　　對職業發展的擔憂是很多女性“不愿生”“不敢生”的又一原因。受傳統觀念影響，女性還沒生孩子，就有可能被用人單位打上“以后休產假、育兒假”的標簽;生完孩子，可能又被貼上“重心轉移、無精力工作”的標簽。

　　“女性擔心職位，往往生育后盡早上班，孩子卻無人照料。”楊舸說，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為5.5%左右，大多數父母工作繁忙沒有精力照看，托育服務的供需缺口較大。

　　“面對我國人口變化帶來的新挑戰，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是必要之舉。”陸杰華表示，通過系統的、長遠的、全面的生育友好制度建設，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釋放生育潛能需一定時間

　　修改后的《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產婦享受的延長生育假由30日增至60日;在子女滿3周歲前，夫妻二人每年各享受5個工作日的育兒假。河北、江西、浙江、青海等地規定，符合相關規定生育的產婦可在享受國家規定產假的基礎上延長90天產假;3周歲以下嬰幼兒父母雙方每年各10天或15天育兒假。在重慶，夫妻一方甚至可以休育兒假至子女1周歲止，或夫妻雙方可在子女6周歲前每年各累計休5至10天育兒假。

　　除了延長產假、增設育兒假，多地還明確延長婚假、增設獨生子女陪護父母假、保障休假期間職工權益、發放購房補助等內容，同時，通過資金補貼等方式積極建立普惠托育服務體系。

　　“各地出臺的鼓勵生育政策不乏硬招實招，但真正釋放生育潛能，尚需一定時間。”楊舸表示，最終效果還要看具體落地情況。

　　記者注意到，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諸如“育兒假何時實施”“公司拒不執行育兒假”的帖子，反映出一些地方的用人單位未能及時準確落實政策。有網友稱，申請育兒假后，被公司告知要等有關部門發文，還有的則以育兒假非必須執行為由駁回。

　　根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對已經參加生育保險的，按照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標準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對未參加生育保險的，按照女職工產假前工資的標準由用人單位支付。但在具體操作上，因地而異，因單位性質而異。

　　“產假的延長，使生育保險基金逐漸產生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很多地方對誰來支付額外的生育津貼并不明確。”陸杰華說，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政策僅靠用人單位買單，難免會影響雇傭單位用工成本、女性平等就業等方面，在執行過程中，效果難免打折扣。

　　盡管嬰幼兒托育服務越來越受重視，但各地的托育服務還存在內容標準不一、監管缺位等問題。“全面放開二孩以來，一些社會機構紛紛開辦嬰幼兒托管機構，但這些機構是否合法合規、工作人員是否有資質，許多家長并不完全了解。”楊舸指出，目前照料嬰幼兒依然以父母和雙方長輩為主，并非所有人都信得過托育服務機構。

　　“政策之外，人們的觀念也不該被忽略。”楊舸表示，如今獲取信息的途徑很多，一些自媒體制造情感焦慮博人眼球，致使婚育焦慮開始向年輕群體擴散，久而久之，很可能影響他們對婚育的態度。

　　正讀研的小安最近在學校談了對象，對她而言，這一步邁得不容易。“在網上之前看過一些關于婚戀、家庭的負面新聞，每逢過節親戚朋友又變著花樣催婚，心里煩得很。”小安談到，很長一段時間自己怕談戀愛，甚至一想到結婚生子就慌。

　　后來，學校開設的一門婚戀公開課慢慢改變了小安的想法。“我好奇才去聽的，沒想到提升了我對婚戀的信心，勇敢作出了改變。”

找到個人、家庭、用人單位和國家的“最大公約數”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匯報，審議《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一系列頂層設計，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指明方向。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管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的推出，還是文化輿論、社會環境的形成，都需要逐步推進，找到個人、家庭、用人單位和國家的“最大公約數”，減輕生育、養育、教育負擔，讓愿意生的適齡人群“生得起”“養得好”。”楊舸表示。

　　在育兒假等假期的執行上，陸杰華建議，有關部門應通過督查的方式加強對用人單位的監督，保障生育夫婦的合法權益。同時，政府部門也應在稅收、社保減免等方面出臺優惠政策，減輕用人單位壓力，增加其對國家政策的理解與支持。

　　針對女性享有更長產假可能會帶來職場上的競爭劣勢，有人提出，在給予女性產假的同時，給予男性陪護假，甚至強制男性休育兒假。一方面，能鼓勵父母共同承擔育兒責任，另一方面，也可減少因生育帶來的就業歧視。

　　但也有人質疑，如果強制男性休陪護假、育兒假，短期內是否會加大新生兒家庭的經濟負擔?鑒于此，有專家表示，延長男性陪產假并非關鍵，倡導性別平等的家庭觀念才是“破題之鑰”。

　　因經濟條件、父母職業狀況和社區環境的差異，育兒家庭對托育服務的需求千差萬別。楊舸表示，要注重托育服務體系的多層次建設，做好前期科學規劃，避免粗放式發展。此外，政府應在建立完善科學育兒服務標準、加強從業人員隊伍建設、建立完善監管機制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讓托育相關標準、制度、措施落細落實。

　　初育年齡后延，客觀上增加了對生殖健康服務的需求，而輔助生殖技術一直與高收費掛鉤，很多有需求的家庭望而卻步。前不久，宮腔內人工授精術等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被納入北京地區醫保甲類報銷范圍，在全國具有一定示范意義。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建議，應充分考慮加強生殖健康服務，將一些輔助生殖技術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需要“一攬子”政策，也須做好觀念引導。與法律法規和政策舉措的實施相比，觀念轉變往往更難。“今天的年輕人思想更獨立、觀念更多元，我們應充分尊重他們在婚育問題上的自主權。”陸杰華表示，同時也要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不斷提升年輕人婚育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