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城市芝陽鎮陶渠村東北、西趙莊村西，坐落著跨越芝水河南北兩岸的陶渠遺址。早在20世紀80年代，陶渠遺址便被發現。該遺址是關中地區兩周之際為數不多的畿內封邑遺址，對研究周代的分封制、政治地理、“夷夏融合”等問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2020年5月開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韓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對陶渠遺址開展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經過三年多的工作，基本摸清了陶渠遺址的年代、布局、結構等情況。陶渠遺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遺址北部以東西向壕溝為界，有高等級居址區、普通居址區、大型墓葬區、中小型墓葬區等。

　　韓城梁帶村芮國遺址考古曾經讓無數人驚嘆，而陶渠遺址考古發掘再次刷新了外界對這片土地的認知。2020年，考古人員開始對陶渠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在出土的銅戈上發現了“京”字銘文。

　　11月17日，陶渠遺址考古隊隊長耿慶剛告訴記者：“發掘前，學者多認為陶渠遺址是春秋時期梁國遺址。但根據葬俗和銘文‘京’戈等證據，考古人員基本上確定陶渠遺址與‘梁’無關。”

　　2020年至2023年，考古人員對陶渠遺址的發掘主要集中在3個區域：陶渠遺址中部的高等級建筑區、大中型墓葬區(完成8座“甲”字形大墓及中型墓M38、M41等的發掘)、芝水河南岸西趙莊小型墓葬區。

　　2021年，考古人員在調查時發現了陶渠遺址高等級建筑區，并在2023年揭露建筑基址一處。其中，考古人員發現有夯土臺基以及柱坑1處、擾動柱礎石多處，清理多個應為建筑廢棄后倒塌形成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堆積處。考古人員共發現9座“甲”字形墓葬，發掘其中的8座。其中6座大墓均發現有1—3個數量不等的殉人。較為特殊的是M29東北側殉人為“俯身葬”，M16采集有“玉覆面”殘片。

　　“甲”字形大墓在墓道中均埋葬有數量不等的整車馬，馬車有兩馬、駟馬之分，根據墓葬規模略有等差。M16、M31埋葬7輛車，M17墓道埋葬6輛車，M1、M26、M28、M29墓道埋葬5輛車，車輛在墓道內依次排列。個別車輿內有放置器物的現象，如M28墓道一號車車輿內出土銅鼎、銅甗;M16墓道一號車車輿內出土2件銅戈，均有銘文“京”字，三號車車輿內出土3件銅鈴和1件銅小罐。

　　考古人員在發掘完成的“甲”字形大墓以及車馬坑K1的填土中發現板瓦、筒瓦、陶器殘片，部分墓葬及車馬坑等的填土中還有原始瓷片、骨器、制骨廢料等。這說明在大型墓葬建造之前，此區域或是高等級居址區、制骨作坊。

　　考古人員共發掘7座中型墓，均為東西向豎穴土壙墓，位于“甲”字形墓的東西兩側。墓室四周有活土二層臺。M23、M32墓室底部有腰坑，坑內殉狗。墓葬被盜掘嚴重，僅殘存少量陶器、海貝、石磬、銅器殘片等。

　　M41是陶渠遺址高等級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墓葬，為東西向長方形豎穴土壙墓。墓室四周有活土二層臺，葬具為一槨一棺，棺槨之間發現大量泥珠、石墜等，應為棺飾。M41出土銅器有5鼎、4簋、2壺、1甗、1鍑、4鬲、2矛、4戈、2鑿等。

　　陶渠遺址西趙莊墓葬區共發掘春秋早中期小型墓葬4座，墓葬均為東西向，墓室面積5至7平方米，葬具為一棺一槨。其中，M4在棺槨之間隨葬陶器組合為2鬲、2簋、2蓋豆、2豆、3罐。

　　《竹書紀年》中有“芮人乘(偷襲)京”的記載，而陶渠遺址與梁帶村芮國遺址直線距離僅22公里，進一步證實陶渠遺址為“京”邑的合理性。考古人員介紹，一方面，陶渠遺址作為周代畿內罕見的異姓封邑，年代又集中在春秋早中期，應與周王室東遷后的周代封國變遷有關;另一方面，韓城所在的黃河沿岸是溝通中原與北方的重要通道之一。梁帶村和劉家洼兩處遺址中均發現了典型的戎狄文化因素，陶渠遺址亦不例外，其與戎狄文化接觸的深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考古人員在以陶渠遺址為中心的芝水河兩岸發現多處兩周時期聚落遺址，并新發現了龍山晚期(夏時期)的陶渠南遺址、商代的西趙莊遺址、東周時期的三甲遺址、大鵬村戰國魏時期遺存以及秦漢時期墓地，出土了大量金器、陶器、銅器、玉器等，為研究以韓城為代表的黃河西岸先秦考古學文化變遷提供了重要資料，對黃河文化挖掘、闡釋與利用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