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江西出差前，老編輯得知行程中包括紅都瑞金的葉坪村，特意囑咐：“拍拍《紅色中華》報的照片吧，那是我們的根啊!”

　　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紅色中華通訊社在此辦公，距毛主席等領導人住地僅百步之遙。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余剛攝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誕生在葉坪村，同日于此成立的，還有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那一年的12月11日，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創刊，與紅中社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星火在那間客家風格的紅泥土房中點亮，熱血與文字為信仰燃燒至今。

　　葉坪，這座與北京宣武門西大街相距1773公里的小村莊，由此成為新華社記者最熟悉的遠方、精神上的原鄉，有的同事甚至專門背下了葉坪村的郵政編碼：“342512”。身為《新華每日電訊》的編輯，新華社今天的報人，動身尋根之初我就想好了：《紅色中華》的照片，不光要拍，還要多拍!

　　必須“留下”

　　到了目的地我才意識到，要完成這個任務頗有“難度”，不是難在不好找，而是難在“拍不完”。不止在葉坪村的紅中社舊址，在贛南革命老區，當年“一紙風行紅土地”的《紅色中華》作為歷史的存證，幾乎出現在我們走過的每一處遺跡和展館。一路循著紅軍的腳步走過瑞金、于都和興國，我翻了翻相冊，自己一共拍了300多張照片，其中有118張，“主角”都是報紙。

　　瑞金干部學院圖書館館藏影印版《紅色中華》報合集中關于“八子參軍”的報道。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雷琨攝

　　“1934年5月30日第195期《紅色中華》報刊登了‘八子參軍’的故事……”沈嶠總是用這句話為她的現場教學收尾，這位瑞金干部學院的“90后”講師對90年前的崢嶸歲月有種仿若親見的熟悉。

　　那是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蘇區一戶平凡人家的不凡故事——在瑞金沙洲壩，老漢楊榮顯因為感激新生的紅色政權讓世代受地主壓迫的農民過上了新生活，把自己的八個兒子都送上戰場當了紅軍。有人勸他留下一個給自己養老，可執拗的楊老漢只有一句：“不要緊，要上都上!”在一次次艱苦卓絕的反“圍剿”戰斗中，八個兒子浴血沙場，一個也沒有回來……“一生保”“二生保”一直到“八生保”，楊老漢給孩子們起的小名飽含質樸的愛與希冀，到頭來，這些名字沒能給他“保”住一個床前盡孝的兒子，卻為國家和人民保住了希望的火種。

　　每次給學生們講“八子參軍”，沈嶠都掏心掏肺地投入全副身心。她會唱起那首三生保的妻子癡癡盼夫回轉時吟唱的山歌，也會用哽咽的聲音還原楊榮顯老人生命最后的呼喚，“你們怎么一個個，都回不來了啊……”她總能讓聽者潸然淚下，自己卻要忍著鼻酸不能哭，“影響授課效果”。沈嶠說，他們希望這樣的講述，不僅讓學生“感動一陣子”，更要“管用一輩子”。所以，她會收拾好心情，再鄭重而準確地報出那期《紅色中華》的刊號，向聽者證明，“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一個好兒郎送他上戰場”的排比，之所以能跨越時空動人心魄，并不是修辭的效果，而是史實的力量。

　　云石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舊址放大展示了《八兄弟當紅軍》的漫畫。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雷琨攝

　　得知我想親眼看看當年的報道，沈嶠特意加了個班，利用晚自習時間，帶我去學院圖書館查閱影印版的《紅色中華》合訂本。這位纖瘦的青年教師小心翼翼地從書架下方抱出足有《辭海》那么厚的報冊，熟練地翻到195期第三版，指向版面上方豎排兩列的標題《八弟兄一齊 報名當紅軍》——我大概數了數，報道全文不到150個字，版面中縫位置還配了一張同主題的漫畫。就是以這樣一則短小的簡訊為依據，通過走訪后人與鄉里，楊榮顯老漢一家的故事逐漸被補全，接著被納入課程、拍成電影，被一代代中國人銘記、傳頌……我拍下了那則消息，心里騰起一種自豪感——是我們的前輩用那100余字，把老區人民無所保留的奉獻與犧牲，留在了史冊上。

　　從圖書館出來，夜色漸濃，我有點抱歉讓沈老師等了這么久。她忙不迭地笑著擺手，說自己也做過記者，明白我心里的情結，況且，她對《紅色中華》的感情一點也不比我們淺。學院圖書館存了兩套《紅色中華》影印本合集，每次要研發新課程，沈嶠都跑來翻報紙。

　　最近一次，她到瑞金的武陽鎮調研，聽人提起，革命年代這里叫武陽區，因為男子大多加入紅軍上了前線，蘇區婦女挑起了生產勞動的擔子;當地出過一個帶著姐妹們搞春耕的模范劉來娣，由于表現突出，武陽區受到了毛主席的贈旗表彰——這個故事幾乎是蘇區婦女運動、農業生產、擴紅運動、節省運動的縮影。沈嶠覺得其中可講可說的細節很多，有納入課程的潛力。從武陽回來，她就搬出了《紅色中華》，去翻春耕相關的報道和評論，她說單憑“口口相傳”不足以成為信源，“我們得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確鑿的事實依據，才能著手研發課程”。要走進那段歷史，也讓歷史走進人心，繪聲繪色的講述背后，必須有白紙黑字的記錄撐著，才能“立得住”。

　　留下記錄，就是這張報紙必須完成的使命——記錄勝利，也記錄犧牲;記錄前線英勇的戰士，也記錄后方可愛的百姓;記錄革命主張、關鍵節點，也記錄生產生活、尋常民情……走進紅中社誕生的那間小小紅土房，我好像能看到《紅色中華》的締造者們在昏暗的桐油燈下埋頭寫稿、編版、校對，他們身兼數職，一刻不停，簡陋的條件、艱苦的環境甚至敵人的槍炮，都不能摧折他們手中為人民書寫的筆鋒。

　　陳列于紅中社舊址的《紅色中華》報第264期。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雷琨攝

　　不必“留下”

　　還有一份特殊的《紅色中華》報，確切地說，是一頁歷經戰火而得以留存的殘報。此前我從未親眼得見，卻對其印象至深。這張報紙出版于1935年1月21日，是《紅色中華》兩份“第264期”之一，也是目前能找到的、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后一期報紙——在它被發現前，人們一直以為出自贛南的《紅色中華》停在了長征前的第240期;另一份一年多以后在瓦窯堡出版的“第264期”，就是紅軍到達陜北，《紅色中華》復刊后從第241期接續下來的。這就意味著，長征開始后，在自己的同志們都不知曉的情況下，留守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報工作人員為迷惑敵人，制造紅軍主力未曾撤離的假象，又堅持出版了至少24期報紙。

　　身患肺病的瞿秋白，是留在蘇區辦報的人，他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兼任紅中社社長和《紅色中華》報編委會主任。我的同事和同行們不止一次書寫過瞿秋白與“第264期”的故事。而今在葉坪村，我終于看到了這張被燒到僅剩下三分之一的報紙，好像在用焦黃缺損的“殘軀”告訴我，瞿秋白和他的同仁們當年經歷了什么、做到了什么——編輯部缺人、此前建立的通訊員網絡不復存在，瞿秋白除了寫稿、改稿，還時常要拖著病體奔波于相距20里地的《紅色中華》編輯部和印刷廠之間。

　　從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蘇區在三個月內幾乎全部淪陷。與瞿秋白同為中共中央分局委員的陳毅曾這樣描述中央蘇區中心地帶淪陷后的景象，“四面是敵人，到處是槍聲……老頭子、小孩子、婦女，滿坑滿谷、滿村滿野地跑。聽到這邊槍響往那邊跑，那邊槍響往這邊跑”。1.6萬余名留守紅軍和蘇區人民面臨的是敵軍的殘暴殺戮——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瞿秋白繼續組織工作人員編撰稿件，印刷《紅色中華》報，并想方設法將這些報紙送到群眾手中，鼓舞士氣、振奮人心……

　　1935年2月，留守紅軍在于都被敵人重兵圍困。10日，瞿秋白等人被護送往福建方向突圍。24日，當他們行至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附近，被國民黨民團發現，激戰中，瞿秋白被俘。敵人幾次試圖勸降他，但瞿秋白不為所動：“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1935年6月18日，36歲的瞿秋白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長汀西門外一片草坪，行刑前，他坦然地盤足坐下，微笑著回頭對劊子手說“此地甚好”，而后從容就義。長征前，送別即將出發的戰友時，瞿秋白曾說過：“我個人的命運，以后不知怎么樣，但是可以向戰友們保證，我一定要為革命奮斗到底。”他兌現了自己的承諾。說來慚愧，我是到了葉坪村的紅中社舊址才知道，原來瞿秋白擔任《紅色中華》主編期間，是以“維嘉”這個筆名來撰寫稿件和社論的。報社早期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中，李一氓署名“氓”，楊尚昆署名“昆”……與翔實的報道、鮮明的觀點相比，作者署名簡單得幾近“潦草”。所以沈嶠能迅速從厚厚的《紅色中華》合集中定位刊發“八子參軍”的那期報紙，卻說不出采寫報道的人是誰——他/她是當年紅中社2000名通訊員中的一個。這些從蘇區工農隊伍中招募來的通訊員，有多少人留守，有多少人參加長征，有多少人抵達陜北，又有多少人英勇犧牲，似乎沒人能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更沒人能報出他們的名字——只要能留下歷史的存證，黨的新聞戰士可以為革命流盡最后一滴鮮血，卻并不要求在史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

　　看過一張張不同內容、不同日期的《紅色中華》，一起出差的同事忽然若有所思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是當年《紅色中華》的記者，能不能像前輩一樣合格地完成使命?”借他的“考題”捫心自問，我一時也給不出答案。

　　這趟贛南老區的尋根之行，我們“從瑞金開始追根溯源”，最后一站是著名的蘇區模范縣興國。9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在行軍途中，找到從興國縣趕來參軍的8位農民召開調查會，完成了著名的“興國調查”。在長岡鄉調查紀念館，陳列著毛澤東在蘇區開展的“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多次農村社會調查的相關史料。到了紀念館，我照例去拍《紅色中華》，走到“興國調查”的展板前，聽到一位參觀者小聲說，“也不知道跟毛主席開會的那8個農民，現在家里過得怎么樣……”作為《新華每日電訊》的編輯，我實在沒忍住，在旁邊搭話：“我們報紙發過一篇《興國再調查》，寫的就是這8位農民的后人，日子都過得不錯!”

　　2020年12月25日，《新華每日電訊》4版刊發《跨越90載 興國再調查》，2021年6月23日8版刊登《毛澤東<興國調查>中8戶農民的后人怎么樣了》。

　　“是，他們有的就在興國生活，有的去了南昌，還有到福建那邊工作的，都發展得挺好的。”同行中一位年輕的新華人笑瞇瞇地幫我補充。我想起她來自江西分社，忙問了一句：“稿子是你寫的嗎?不好意思，我記不得記者的名字了。”她有些靦腆地點點頭，說報道是她和同事合作完成的。“忘了我們沒關系，記得稿子最重要。”她又笑。

　　“留下稿子就好，不必留名。”從紅中社到新華社，我們的答案，沒有變過。(記者 雷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