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創新置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要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貿易創新發展。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央從理念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三個維度確立了高水平開放的主基調、主旋律。這三個維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共同構成新時代對外開放的時代內涵。強化創新驅動發展，創新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顯著特征。

　　理念創新是先導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中國對外開放屬于第一階段。其進程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對應的標志性事件分別為：設立經濟特區、浦東開發開放和加入世貿組織。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外開放進入新時代。“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踐，需要一系列理念創新來引領和支撐。可以說，理念創新直接回應了新時代對外開放的新需求。

　　全方位開放理念為高水平開放擴容了對象范圍。早期屬于漸進式開放，也可以稱為有限度開放或局部依次開放，開放區域由點(經濟特區、沿海城市)到線(沿海地區、沿江地區)再到面(內陸)逐步開放。而當前的對外開放屬于全方位開放，即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從開放對象看，新時代對外開放將以“一帶一路”為重要載體，覆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走開放型經濟發展道路，這是對外開放的基本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給世界經濟帶來嚴重沖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而“雙循環”新理念為高水平開放確立了內外聯動發展新方式。如果說早期對外開放側重于經濟發展，那么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對外開放中文化發展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人類未來提供了一個關注效率、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的愿景。隨著這一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并多次出現在國際多邊機制的宣言或成果文件中，標志著這一理念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日益深入人心。全球共同抗疫更加凸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世界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高水平開放確立了清晰的價值導向。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治理觀，闡述了中國關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包括樹立正確義利觀，堅持主權平等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以及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發展觀。全球治理觀是中國作為新型開放大國為全球治理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也為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下的各國共同發展提供了新動力，這一理念也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毫無疑問，高水平開放將在全球治理理念框架下不斷推進。全球治理理念為高水平開放提供了理順國際關系的基本方略。

　　制度創新是保障

　　“十四五”規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經濟新體制，這也是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遠景目標的先頭工程。制度一旦老化、固化，必然產生僵化乃至腐化，相反地，制度因時而變，常為常新，就能釋放活力，激發動力。新時代全方位高水平開放，必須對標國際先進規則，努力創造更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公平、統一、高效的營商環境，而其突破口在于制度創新。自貿試驗區無一例外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任務，先行先試，盡快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十四五”期間，制度創新仍是現在進行時，特別是以下三個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一，推動行政管理體制創新。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和維護者，同時也是制度創新的主體。制度創新能否瓜熟蒂落，取決于政府管理理念能否變革、政府職能轉變與行政管理體制能否創新，這三個環節互相聯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約。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加快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這些都為高水平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

　　第二，以立法形式提供制度保障。新時代需要更科學合理的法律法規來為高水平開放提供制度保障，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基于適應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需要，2019年3月15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外商投資法》，同時廢止了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外資三法”。作為中國第一部外商投資領域統一的基礎性法律，《外商投資法》的審議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展示了中國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外商投資法》于2020年1月1日起實施，與之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相適應的相關立法也應加快出臺。

　　第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這是中國推動制度變革、制度創新在對外維度上的自然延伸。對外開放早期，中國充當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跟隨者，大多遵循已有的國際規則，包括被動接受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條款。新時代創新型對外開放，我國將充當經濟全球化的建設者、推動者和引領者，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以期獲得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同時，我國也應積極參與技術標準制定。另外，我國在太空探索、量子科技、數字貨幣等領域也明顯領先，凸顯出制定技術標準和規則的能力。當然，這些都以強大的科技實力做后盾。

　　科技創新是戰略支撐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這一綱領性表述確立了新時代創新型對外開放的方向標。產業轉型升級、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高質量發展以及全球價值鏈的攀升，背后其實都是由科技創新支撐的。高水平開放，簡言之就是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動“兩高”雙向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同樣離不開科技創新的支撐。科技創新不僅是中國高水平開放的“底氣”，更是重要的戰略支撐。因此，“十四五”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首先，我國科技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如果放在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變遷視野來考察，那么我們對科技發展會有一種更清醒的認知，從而萌發一種更自覺更執著的追求。根據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的考證，公元前1世紀到16世紀，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一直遙遙領先于世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科技發展一直處于全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地位，科技創新的觀念深入人心，全社會對科學家的重視始終如一。“向科技進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都是基于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做出的科學論斷。

　　其次，科技創新的現實考量。近年來貿易爭端多發于高科技領域，尤其是芯片等高端科技“卡脖子”問題的出現，讓我們意識到補短板和強弱項的重要性。不過，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要取得預期的突破，實現質的飛躍，乃至出現井噴式的創新大爆發，必須經過長期的、扎實的、深厚的基礎積累。更重要的是，科技創新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它需要一整套互相配合的制度、機制和文化條件的支撐。因此，我們在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更要注意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讓創新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占據全球科技制高點，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最后，重視科技創新的未來布局。“十四五”期間，中央以科技創新引領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布局清晰可見。具體包括：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區域性創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等，這些都屬于“大手筆”的戰略舉措。當然，技術創新與發展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于組織方式、路徑選擇、研發支持、平臺建設、知識產權保護、協同創新機制等各個環節密切配合，才能形成強大的合力。這方面仍需以創新精神、創新思維來破解形形色色的創新難題。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