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1999年的信封上蓋著陜西佳縣坑鎮的郵戳(9月1日翻拍) 。

　　20世紀60年代的西安報話大樓(8月30日翻拍)。

　　設立在西安郵政大樓門前的郵筒。

　　8月29日，在中國郵政集團公司西安市小寨分公司營業廳，工作人員正在整理信件。

　　8月28日，市民在位于西安市高新路的陜西電信廣場體驗5G技術。

　　9月1日，一位市民用手機和他的孫女視頻聊天。 本版照片均由本報記者 李念攝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安市民家中使用的固定電話。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傳呼機。

　　20世紀90年代初，一位手持“大哥大”的男子在西安人民大廈門前打車(9月1日翻拍)。

　　過去，書信，是人們交流情感、傳遞信息的重要工具，“家書抵萬金”足見書信的重要性。如今，拿出手機，動動手指，我們就能與遠在天涯的親朋好友語音聊天、視頻聊天。新中國成立以來，通信技術的不斷進步，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便捷。

　　一封封兩地書

　　是最深的牽掛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和余光中一樣，過去的人們寫封信，貼個面額為8分的郵票，就能把信寄到很遠的地方，寄到思念的人身邊。收信人拆開信封，從字里行間感受著情誼和溫暖，時時牽掛著對方的心也安靜了。

　　已退休多年的西安市民徐愛民，20世紀60年代參加過“三線建設”。“那時候，‘三線建設’的項目，都在偏僻的山溝里，寂寞的人們最大的享受就是寫信和收信。給家里寫信，讓母親不要擔心牽掛，給朋友寫信填補內心的寂寞。寫好信后，封好信封，貼上郵票，鄭重地投入綠色的郵筒，然后每日期盼著來自遠方的回信。”徐愛民說，“當年，我和我的愛人就是靠書信交往，最后成了一家人。”婚后，徐愛民經常要出差，一封封兩地書給予彼此最深的牽掛。

　　記得有一首詩歌中寫道：“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這大概就是那時候愛情的模樣。

　　徐愛民笑著說：“那時候一封信要在路上走好多天，要是碰到緊急情況，就得去郵局發電報了。電報不像書信可以寫很多字，只能簡明扼要寫幾個字。電報是按字收費，不敢多寫呀!”

　　中國郵政集團公司西安市小寨分公司營業廳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隨著手機的普及，寫家書的人越來越少，現在分揀的信件中幾乎沒有家書了，多為商業信函。”

　　各種通信工具

　　悄然進入人們生活

　　到了20世紀80年代，固定電話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

　　徐愛民回憶說：“剛開始裝固定電話的時候，要申請排隊，先交5000元初裝費拿到一個號碼，過一個月，才有施工人員來拉線安裝。記得我家剛安裝上固定電話那天，好多鄰居都跑過來試著給親朋好友打電話，熱鬧極了。”

　　固定電話走入尋常百姓家沒幾年，傳呼機、“大哥大”、手機等通信工具悄然進入了人們的生活。

　　傳呼機分為數字顯示和漢字顯示兩種，雖然漢字顯示比數字顯示高一個檔次，但每條信息也就十來個字，告訴你有人讓你回電話或者讓去什么地方。

　　“大哥大”，這種最早的移動電話厚實笨重，狀如黑色磚頭，充一次電需要很長時間，而且維持通話時間較短。它除了打電話外沒別的功能，而且通話質量不夠清晰穩定。雖然如此，“大哥大”當年還是非常緊俏，有錢難買。那時候，小年輕們腰里別著傳呼機，手里舉著跟磚頭一般的“大哥大”打電話，真是一道獨特的風景。之后出現的小靈通，因為體積小易攜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

　　徐愛民還記得自己購買的第一部手機，是一個黑色的摩托羅拉牌翻蓋手機，屏幕是綠色的，帶一個座充，主要功能是打電話、發短信。徐愛民說：“那時候有了手機，能隨時隨地打電話，感覺好極了。”

　　互聯網

　　拉近了人們的距離

　　到了21世紀，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特別是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軟件的廣泛應用，人們實現了通信形式從文字到語音再到視頻的隨意切換。現在，通過智能手機，人們不僅可以隨時隨地通信，還能進行移動辦公、購物娛樂、學習等。

　　如今，一些人早上起來剛睜開眼就拿起床頭的手機，晚上也是捧著手機入睡。就連老人，玩起微信來也是“行家”。徐愛民說：“我的微信里有大大小小好多個群，每天這個群里逛逛，那個群里聊聊，忙得很。我女兒一家在澳大利亞，想他們了，就和他們視頻聊天，雖然和女兒一家遠隔千里，但通過微信聊天感覺他們就在我跟前。”

　　微信，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斷縮短，融聚在一個圈子里。

　　從最初的書信傳情，到現在視頻聊天，互聯網讓“天涯若比鄰”成為現實。從最初撥通固定電話后的激動，到如今智能手機走進尋常百姓家，通信的發展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新中國成立70年來，通信工具的變革和通信方式的改變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民生改善的成果，也是我們幸福生活的印跡。記者 秦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