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孩子的書包減減重，給教師的考核松松綁

　　丈量教育，標尺如何定(解碼·教育體制改革①)

　　制圖：郭祥

　　開欄的話

　　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我國持續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的一年，也是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成熟的一年。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深化辦學體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提升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和擴大教育開放四點要求。

　　今天起，本版推出“解碼·教育體制改革”系列報道，從總書記的要求出發，展示教育體制改革向高質量邁進的實踐，探討其間的瓶頸與不足。2019年，教育界深化改革的故事，將朝著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期待的方向繼續書寫。

　　“五唯”現象需破除，多元發展是方向

　　本報記者 趙婀娜 程遠州

　　周五下午，武漢一所省級示范小學。于先生接三年級的兒子放學回家，同時接回了周末任務：“這兩張練習題是老師留的，這5張卷子是家長委員會在微信群里發的……”

　　去年8月底，教育部明確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于先生說，學校布置的作業有所減少，但家長委員會迅速補位，“不按時交的就在微信群中通報，老師也認可這些做法”。

　　面臨著類似“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窘境的孩子還有不少。記者在武漢市武昌區、江岸區7所小學調研發現，去年9月以來，一、二年級學生作業有明顯減少的學校只有一所，有些甚至采用了讓學生互相布置、批改作業，讓家長有選擇地認領作業等“創新”之舉。一些老師坦言，布置作業是為了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學生的成績又是考核老師教學質量最為重要的指標。“孩子、家長、老師都累，但如果不布置，馬上又會有家長來要作業。”武漢市武昌區一所小學教語文的李老師也很無奈。

　　這些做法并非孤例。一段時間以來，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績觀、學校的教育質量觀和家長的成才觀中，唯分數、唯升學的傾向仍比較強烈。有的地方教育部門最關心的是升學率指標能否實現，而因為高考成績下滑，教育局長和校長被撤職的消息時有出現;有的地方教育部門只用考試分數和升學率來評價學校的好壞優劣;有的學校將一切活動都圍著考試分數轉;有的家長簡單認為，孩子成才的標準就是能夠考出高分、升入名校，否則就是家庭教育的失敗……

　　在武漢市硚口區教育局黨委書記郭軍看來，重建校園綠色生態的關鍵，在于用多把尺子鼓勵多元發展，追求“成長大于成績”的教育價值觀。“客觀地講，家長、學生關注分數，地方教育部門和中小學校關注升學率，本身似乎合乎情理。但僅僅滿足于‘分數’和‘升學’甚至將其當作教育的唯一目標，則明顯存在偏頗。”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汪明分析道。

　　唯分數、唯升學的“緊箍咒”困擾著孩子。而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現象在中小學和高校同樣突出。

　　此前，清華大學葉肖鑫有11篇論文因內容重復等學術不端行為而遭撤稿，南京大學青年長江學者梁瑩教授上百篇已發論文被撤，學術不端行為頻繁上熱搜。無獨有偶，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近一半科技工作者認為科技評價導向不合理問題突出，62.1%的大學教師、44.9%的科學研究人員在各種形式的科研成果中最看重論文，科研人員仍然在與論文“搏斗”。

　　困擾高校教師的還有文憑。近些年來，沒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人才很難到高校應聘，“土著”教師受到“海歸”教師挑戰的現象屢見不鮮。盡管采訪中，不少高校校長談及吸納海外人才以及限制本校學生留校時說，“并不是不信任本校學生的質量，而是考慮到學緣多樣;并非不認可自己的教育水平，而是要營造和維護多元、開放、包容的學術生態”，但“土洋之爭”依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叩問著高校的人事制度和評價體系。

　　推行“綠色指標”，更新教育質量觀

　　本報記者 姜泓冰

　　三門中學，是上海的一所普通公辦初級中學，地處教育資源豐厚、名校扎堆的楊浦區，不能挑生源、實行就近對口招生，難躋身傳統頂尖名校之列，學生也算不上“牛娃”。

　　校長秦娟說，數年前“我們也是一所只抓學習、除了提高成績外就沒什么可說的學校。”為探尋上海實施教育評價體系變革的案例，記者日前來到三門中學。

　　在曾英老師的一堂“平行四邊形的判定”課上，上臺講解、批改作業以及整堂課的知識點總結都由學生“代勞”。40分鐘的一節課，完全由學生“唱主角”。這群初二年級的學生在公開發言中表現出的冷靜自信、師生對話中的平等理性、使用數學語言表達干凈準確，讓難得聽課的記者嘆為觀止。

　　學校的教學樓一樓全都留給了活動室和實驗室，勞技課專業教室足有上百平方米，四壁滿滿陳列著繩結、自縫拖鞋等學生作品。3D打印、制作漆畫、跟著外教排演英語戲劇、跟著滬劇團的校外輔導員學唱滬劇，還有參加周末小組活動“百年大學人文行走”……都是孩子們喜歡的拓展課程和社團活動。

　　沒有了填鴨式密集灌輸，考綱上的知識點來不來得及裝進學生腦袋?沒有了大量重復刷題造就的考試機械反應，會不會導致成績排名欠佳，引起家長學生不滿、社會聲譽下降?有17年教齡的曾英老師很肯定地說：不會。

　　秦娟校長提供的學生評價表上，考試成績雖在，但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表現也有明確的量化指標，經過自評、小組內評價和教師評價形成總評分，最終會成為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一部分。代表學生最高榮譽的“陽光少年”，不一定成績優異，也有可能品德優秀、才藝突出、組織和參加活動表現出色。而在楊浦區教育局用來考量學校及校長辦學水平的表格里，記者發現，10類指標中不見升學率、考試排名，僅有初三畢業“合格率”目標，更有學生素養、創新發展、學校自主發展等內容。

　　2011年，上海市發布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綠色指標。隨著改革深入，上海有11個區、44所學校還建起了自己的區本化、校本化的“綠色指標”。教育部門3年一輪公開的抽樣測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家長、社會對學校“優差”口口相傳的主觀評價，讓全社會逐步樹立起新的中小學教育質量觀。

　　有一批被戲稱為“菜場小學”的薄弱學校，用“綠色指標”測評卻表現出色。更值得關注的是，“綠色指標”顯示的公辦民辦學校學生學業成績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且公辦學校學生學業負擔和壓力相對較輕，學生對學校認同度較高。

　　對于一線教師和校長們，樂于實施課堂教學改革和綠色指標的深層動因，還在于新高考方案撬動了高中教育的根本變革。根據2018年春天上海公布的中考改革方案，今后上海市實驗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計劃將采用名額分配的方式下達到有關區和初中學校。到2022年，將初步形成以初中學業水平考試為依據，結合初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初中畢業和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制度。

　　取消論文“硬杠杠”，人才評價分層次

　　本報記者 程遠州 姚雪青

　　去年8月，湖北省十堰市竹溪縣中峰鎮長嶺教學點，在三尺講臺站了37年的教師宋豫竹臨退休前終于有了中級職稱。

　　17歲高中畢業便“承父業”在農村教學點任教的她，從民辦教師“熬”到正式教師，雖教學成績不輸他人，卻每每因為沒有大專學歷而被擋在中級職稱評審的大門之外。自十堰職改辦在竹溪試點以來，專項開展從教30年及以上中小學教師中級職稱專項評審工作，包括宋豫竹在內的23名平均年齡55歲、平均教齡36年的鄉村中小學教師獲得中級職稱，人均月工資增加了近千元。

　　長期以來，職稱評審對學歷、論文、科研不區分層級，統一要求的評審方式一直被詬病，多數基層一線的教師和專業技術人員有貢獻，但沒有“拿得出手的成果”，如何給他們一個相對公允的評價，事關教師的積極性。

　　“我近3年沒什么過硬的論文卻評上了副教授，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后我就能發揮所長、安心搞好教學了。”南京理工大學電工電子實驗教學中心41歲的老講師蔡小玲，每周有10個學時的課，還要準備教材改版、教學課題、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等。她直言，“每天圍著學生們轉，總有忙不完的事，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考慮論文。”因為教學和課程建設等方面的表現優良，她一次通過副高評審。

　　得到好消息的還有該校從事國防項目試驗研究的化工學院教師堵平。49歲的他有著豐富的科研經歷，其所在的團隊也先后獲得三項國家科技一等獎。但是由于此前職稱評定的硬性指標，他在副研究員的職稱上一待就是8年。憑借在2016年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中總排名第五、校內排名第四的成績，堵平得到團隊成果第一完成人王澤山院士的推薦后，直接晉升為研究員。

　　“我從事火炸藥專業的研究，涉及武器工程應用項目比較多，一些高質量、高層次的論文因為涉密的緣故無法發表。”堵平介紹，在這所國防特色理工類院校中，這一情況并不特殊。好消息的背后是積極改革。南京理工大學人事處處長孔捷介紹說，南京理工大學啟動職稱評審改革，實行科研、教學、科研成果轉化、實驗等不同崗位的差異評審，重大項目、國家專項負責人直接自主選聘團隊成員晉升教授職務。與此同時，更多的高校和地區都在探索推行將教師分為教學、科研、管理三個不同序列分類評價。

　　此前，中辦、國辦曾專門印發《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根據不同類型高校、不同崗位教師的職責特點，分類分層次分學科設置評價內容和評價方式。針對中小學教師，要求“建立充分體現中小學教師崗位特點的評價標準，重點評價其教育教學方法、教書育人工作業績和一線實踐經歷。”針對職業院校教師，要求按照兼備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操作實踐能力的要求，吸納行業、企業作為評價參與主體，重點評價生產一線實踐經驗。

　　教育改革是門系統科學

　　江 晏

　　破解教育焦慮，不可指望畢其功于一役，再用若干年，我們終將會構建一個更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中國教育體制

　　教育，是今天人人都有感知的民生熱點，越來越成為全社會議論的焦點。然而，教育也是一門科學，而且是一個牽涉復雜、體系龐大的系統科學。

　　改革開放40年間，教育體制改革一直未停步。比如，為了破除唯分數、唯升學引發的青少年學習負擔過重等現象，10多年來，教育部門幾乎每年都頒發文件，禁止學校組織有償補課或提前教學、禁止招生看各種奧賽證書、禁止成績排名、限制擇校、限制作業時間……這些舉措，收到了一定效果。

　　回頭來看，感悟之一，是教育改革必須尊重當代中國的現實土壤;之二，是教育改革必須抓住根本——只有改變教育評價的“指揮棒”導向，才能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否則，不論是減負、素質教育還是創新人才選拔與培養，每一種教育領域的改革舉措，最后都難以百分百落到實處。

　　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是關鍵。近幾年，在一些城市試行的“綠色指標”，吸收國際經驗，結合本地實際，逐漸變成一整套可以替代單一分數排名、升學率的新體系。這些有益嘗試為中、高考改革的制度設計提供了落腳點。

　　攻克教育頑疾、破解教育焦慮，不可能有切骨換身式的爽利，指望畢其功于一役。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要修正評價導向，或是換上一根好用的新“指揮棒”，既要深入調研、科學籌謀，做好頂層制度設計，也要尊重實際、分步落子、精準施策。

　　行者不遠，我們已經在路上，再用若干年的努力，一個更適應新世紀、新發展需要的中國教育體制，終將抵達。

　　本版制圖：郭 祥

　　《 人民日報 》( 2019年01月14日 12 版)